阮籍诗《咏怀诗·一日复一夕》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本篇原列《咏怀》诗第三十三。诗人倾吐了自己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慎世态度背后的强烈苦闷和忧惧。

阮籍的放旷拔俗、任性不羁是人们所熟知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又“喜怒不形于色”(《晋书·阮籍传》)。他的好友嵇康也称“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与山巨源绝交书》)。据李康《家诫》所载，晋文帝曾与人论及以谨慎见称于世的人物也极力推崇阮籍，说：“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 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世说新语·德行》注引)阮籍的“至慎”，除了他幼时所受的儒家教育影响，主要还是为了在“天下多故”的时代里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他虽然洞察世弊，对司马氏集团抱有强烈的反感，有时也以曲折隐晦的笔法写在给自己看的诗里，但人前背后绝不说长道短; 即使一些越礼惊俗、放达不羁的举动，往往至多是针对“礼法之士”和所谓的“礼”，而极少触及司马氏集团的敏感点。例如《晋书》本传所载，他“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世说新语》注引《晋纪》：“籍母将死，与人转棋如故，对者欲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这些举动，虽然惊世骇俗，但对司马氏篡夺神器并无妨碍，因此不但可以容忍，而且更可以借此以表示“豁达大度”。阮籍的性格和对司马氏的反抗性都比嵇康软弱得多，嵇康“刚肠疾恶，遇事而发”; 阮籍曾有“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的主张，晚年更信奉“变化移易，与神明扶”的处世哲学，一生始终未同司马氏集团公开决裂。司马氏也只是视其为思想上的异己而非政治上的敌手。但尽管如此，司马氏集团仍是向他不断施加压力，迫其就范，要其俯首听命，给不甘心同流合污的诗人造成了沉重的思想负担，他的部分《咏怀》诗弥漫着悲观的气氛，充满着忧虑的恐惧，本篇便是其中突出的一首。

诗的前两句重复时间概念，使人联想到诗人朝朝夕夕时时刻刻都遭受着精神上的煎熬。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诗人的容貌在不断衰老，精神在不断消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与其他《咏怀》诗一样，诗人也没有加以明确的说明，只是含糊笼统地归之于“胸中怀汤火”。这里的“汤火”，自然就是指“礼法之士”的迫害和司马氏集团所施加的压力。下句“变化故相招”，即承前“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而言，一个“故”字点出了精神压抑和外形变化，精神耗竭的因果关系，隐隐表达了诗人对司马氏集团的抗议。诗接着写诗人“至慎”的原因：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在这善恶难分的世界上，万事变化多端，使人防不胜防。涉世过深会被卷入是非，遁世躲避，有时也难脱厄运，试看诗人的“神契”之友嵇康不就是尽管脱俗避世也未摆脱敌对势力的猜忌而终于被害吗?“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表现了作者对死亡的畏惧。诗人在《达庄论》中虽曾高唱“恬于生而静于死”，似乎已将生死置于度外，那些“放达”行为也显示着他是道家思想的信奉者，其实在生死问题上他并不达观，“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咏怀》诗中虽再三咏叹，可见是耿耿于怀，这里正是再一次地表达了他对死亡的恐惧，这恐怕也正是他不敢正面反抗司马氏集团以“至慎”、“放达”韬晦武器的真正原因。诗最后化用《诗经·小宛》的成句，人们只看到他的“至慎”和“放达”，却不知道他内心深处那种如履薄冰的忧惧和矛盾痛苦的心情。

阮籍在《咏怀》第三十四中唱道“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飘沦。”与本篇首四句何其相似。同样的内容，同样的语汇再次重复，令人想见这朝朝夕夕令人难以忍受的“膏火自煎熬”，给诗人带来了多大的痛苦，以致一之不足吟咏至再。黄侃曰： “衰老相催，由于忧患之众。而知谋有限，变化难虞，虽须臾之间犹难自保。履冰之喻，心焦之谈，洵非过虑也。”联系到在“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氏一次就杀了数千人，以及此后日益显露出来的凶残阴险的面目，诗人在《咏怀》中所流露的忧惧确实是“洵非过虑”。本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人为什么要“放达”，又为什么“性至慎”，又为什么“放达”和“至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会在他身上同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