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往往称陶渊明为田园诗人，因为他素来以写田园诗见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至今仍旧以朴质自然清淡寡欲给人们深刻的印象。“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也似乎填满了陶渊明的整个身心。的确，陶渊明的作品在表现淳朴的农村生活情趣和描写优美恬静的农村自然景色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不能简单地认为陶渊明就只是一位抒写田园生活和景物的诗人。关于陶渊明的诗，历代批评家褒贬多有，说法不同，在“田园诗人”的总称谓下，人们各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陶渊明受着三种思想的影响，因而产生了他的人生态度的矛盾和创作思想的矛盾。一种是儒家思想。儒家主张“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又主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陶渊明《读史·述屈贾》中说： “进德修业，将以及时; 如彼稷契，孰不愿之?”他希望做稷契一类的人物。另一种是春秋、战国时期侠义之士的思想。豫让曾经说过：“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史记·刺客列传》)陶渊明在《拟古九首》中就唱出了“节义为士雄”。还有一种是老庄思想。魏晋时代隐逸之风盛行，陶渊明感叹地写出了“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其一)。魏晋时代门阀、世族威势显赫，形成了战乱、篡夺、阴谋和危机。在这样情况下，晋朝末年的统治阶级请他出仕，他辞不就职。后来历经司马道子专政，王国宝乱政，王恭起兵，桓玄夺位，尤其是经历了晋恭帝禅位于刘裕、又被刘裕派人“以被掩杀之”以后，陶渊明希望有个开明君主，他自己也能“发忠孝于君亲”。理想不能实现就希望有个“世外桃源”。这样，归隐与出仕，写田园与吟“金刚”，看来矛盾，其实是跟暴政抗争的一个目的两种方式而己。归隐是消极抗争，出仕则是积极抗争。由于刘裕的强大统治，决定了陶渊明只能幽蔽孤寂，主要采取消极抗争的形式，因而构成了陶诗以写田园为主轴。其实在田园诗里仍然倾注着作者对统治者的鄙夷，对劳动者的赞颂，更倾注着作者有志难伸的情怀。在作者愤世疾俗、歌颂壮志的激情下写成了《咏荆轲》。它跟作者《读山海经》之十“猛志固常在”是同样的思想，读后不难想象作者“揽辔澄清”之志和“豪兴遄飞”之情。

《咏荆轲》，歌颂、怀念荆轲。全文围绕这个主题开展情节，选取材料。

开头四句写燕太子丹好不容易选得了荆轲。燕太子丹是燕王喜的儿子，曾经被作为人质送往秦国，后来又逃回燕国。燕王喜二十八年，燕丹由于害怕秦国再度大兵压境，就选派荆轲入秦刺杀秦王。一个“善”字说明燕丹满怀着复仇壮志，更有辨识千里马的本领，也说明荆轲决心入秦行刺的动力。《史记·刺客列传》：“(燕太子丹)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第二句交待了“善养士”的政治目的是“报强嬴”，也就是荆轲入秦行刺的政治目的。“强”字精炼地点出了秦国的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力量都处于压倒优势，亦即为全诗的情景气氛张本，下文所渲染的慷慨悲歌都由于存在着“强嬴”。“志”，《说文》： “士心也。”这里正是用的本义。有了这个“志”，全文着重描写荆轲及其同志的心理状态也就有了依据。“百夫”，许多门客或者义士，谋臣勇夫纷至沓来，点明了上文的“善”字所收的巨大效果。“良”，《大学语文》原注： “百夫中的勇士。”“良”不是普通辞书所注的“良好”义;如果是，好像荆卿以外就没有壮士了，这跟上文的“善”、跟下文易水饯行的大气磅礴的场面都相龃龉。“良”的古写是“目”的象形，“目”以代“面”，“面”以代“首”，“题目”就是“题首”。《尔雅·释诂》： “元，良，首也。”王念孙疏证《广雅释诂四》引《齐语》： “乡有良人。”王的解释是： “‘良’ 与 ‘长’ 同义，妇称夫曰‘良人’，义亦同也。”“百夫良”是许多壮士中的最强者。在“百夫良”中又经过一番遴选才于“岁暮”选上了“荆卿”。本文题目是《咏荆轲》，开头四句就有很大的思想涵量： 第一层从伯乐识千里马上“咏”，第二层从“百夫良”的陪衬上“咏”，第三层从燕丹反复斟酌慎于抉择上“咏”。“君子”以下到“壮士惊”是全文重点所在，写壮士们在易水饯别荆轲时的悲壮场面和同仇敌忾。又可以分为两个场面： “君子”以下六句概括地、总体地写送别情景，着重从正面“咏荆轲”。“君”，《说文》：“尊也。”称荆轲为“君子”，无疑是敬重的语气。《史记·刺客列传》：“士固为知己者死。”又，司马迁《报任安书》： “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悦)己者容。”都只是称“士”，可以比较。这里又从人生态度和去秦行刺的指导思想上“咏荆轲”，也可能是作者写本文时笃信不疑的道德规范。“提剑出燕京”是奋斗目标“报强嬴”的具体实施。“出燕京”，出于燕京，从燕京出发。《史记·刺客列传》： “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入”正与“出”同义。这是从第一个总的行动上“咏荆轲”。“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极写送行的悲壮气氛。银白色的千里马在广阔的大道上鸣声述志，无疑让人感到这便是具有决死气概的壮士荆轲的真实写照，因此下句是“慷慨送我行”。《史记·刺客列传》：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这里为了更加直接、更加有力地感染读者，就把前面的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亦即让壮士自己讲话。送行者意气激昂，对壮士的高行表示感慨和悲叹。这固然是因“我”而获得了最大支持和最大鼓舞，同时表白了“我”所以敢于杀身成仁，也由于有一大群英雄豪杰作为有力的后盾。“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是给荆轲亮相。壮士博大恢宏，汪洋恣肆，有着一种无可比拟的内在的美在闪耀，无可比拟的内在的力在震荡。蔺相如在秦庭“怒发上冲冠”，跟这里着笔相同，都用了夸张手法，从而突显壮士的愤怒程度和磅礴气势。“雄发指危冠”，够豪迈了，再加“猛气冲长缨”的形象，其威武雄壮的风骨和所向披靡的气度跃然纸上，真是义贯日月、气壮山河! “饮饯”以下八句具体地、各别地写其他壮士为荆轲饯别的悲壮场面，也是全文最精彩处。《史记·刺客列传》：“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复为羽声慷慨。”这里不能理解为只是“咏荆轲”，而是“咏”以荆轲为主脑的一个壮士群体。它意味着即使荆轲遇难还是后继有人。比方高渐离，是荆轲入燕以后“日与饮于市”，“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的“同志”者，而且高渐离是后来“以铅置筑中，……举筑朴秦皇帝，不中”而被“诛”的人物。宋意也是燕国“勇而无畏”、“常以高歌述志”的壮士。“四座”“群英”中以高渐离、宋意为典型，荆轲又是典型中的典型。送者、行者同以饮宴和高歌壮怀，浑然一体无分主客，他们的仇敌是“强嬴”的“豪主”，多狡诈更多武力，壮士们明知势难轻取，却又决心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因而视觉中“淡淡”的“寒”波，听觉中“萧萧”的“哀”风，就促使壮士们痛哭流涕，惊心动魄。作者用浓墨重彩把壮怀激烈、慷慨悲歌的动人气氛渲染到了极高度，或者竟不妨认为由于壮士们的慷慨饮泣而使风为之凄，水为之寒，歌为之悲，山川草木、日月星辰也为之动情!无怪乎千百年来无数英雄烈士在凛然就义之前都会想起易水悲歌的美事，或者直接咏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是过渡句。一方面点出了荆轲舍身取义、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之所在，另一方面又表示了荆轲是深谙天机、坚定沉着的人物，也同样说出了此行的结局。以上主要是从心理上“咏荆轲”。“登车”以下四句写荆轲去秦似箭，义无反顾，进一步从行为上“咏荆轲”。“飞盖入秦庭”，伞盖之“飞”使人联想到英雄报国壮志之“飞”，或者说伞盖之“飞”是英雄报国心理的形象化。不但如此，更有“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这种用语千钧力透纸笔的极其概括而又极其形象、极其粗犷而又极其具体的妙句。虽然“万里”之远，但是意气昂扬、奋起直前地“越”;“千城”之多虽然曲折斜行，但都一个个地穿过，极写荆轲心情急迫、行动神速。这里铺张声势，描绘了甘愿为国捐躯的爱国英雄勇往杀敌、毫不畏惧的一幅壮烈画面。《木兰诗》：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跟以上写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图穷”二句，据《燕策》所记，有一长段文字，但由于主题是“咏荆轲”，只需概略言之。“图穷事自至”，着重“咏荆轲”的机警灵敏，“豪主正怔营”着重“咏荆轲”的威武勇猛所产生的巨大效果。“惜哉”以下四句就“图穷事自至”作出评说，是全诗的结束。据《史记·刺客列传》所记，“鲁勾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 ‘嗟乎! 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惜哉剑术疏”，好像从《史记》脱化而来。作者对于荆轲的失败怀着极其惋惜的心情予以吟诵，感情波澜后先相继，怎能戛然而止?因此又咏出“此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人们同情荆轲，赞颂荆轲，并且乐愿为着理想的事业而慷慨高歌，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壮士就义了，但它的豪情壮志永垂不朽。荆轲的思想、气度有典型性。它反映了弱者为扫除强豪谋求自由的美好愿望，历来得到了人民的共鸣。司马迁在《刺客列传》结尾时也曾经写道： “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咏荆轲》，人们说是咏史诗。它确乎写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把它跟《战国策·燕策》的有关部分，以及《史记·刺客列传》的有关部分一对照，便可以见出前者是体裁上的诗歌、内容上的小说，后者却是正史兼传记文学。陶渊明为了塑造以荆轲为代表的英雄人物，就用两个场面竭力烘托荆轲出燕入秦的悲壮淋漓的气氛，而把秦庭的追逐击杀略而言之。而且，如第二节分析所说，作者从赞燕丹，从对荆轲的美称，从荆轲的外表气度、言语、行动、心理，从以其他壮士作为荆轲的陪衬，从对荆轲的高度称颂等方面去“咏荆轲”，却又以突出描写荆轲的报国心理为主为多，这不分明是小说中刻画典型人物和典型心理的艺术方法么?这种紧扣主题、巧妙取材、详略允当的写法，使《咏荆轲》跟《燕策》、《刺客列传》 同样永垂不朽。

荆轲去秦国主要的政治目的不是刺死秦王，而是胁迫秦王签字不再压迫燕国。《史记·刺客列传》： “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这是燕丹对荆轲嘱托。荆轲自己也说：“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可见不只是什么“惜哉剑术疏”。作者为了塑造一个永垂不朽的大无畏英雄，把历史材料作了艺术的处理。现实主义跟浪漫主义相结合，而不是自然主义的简单的再现生活，生活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真实，好的艺术品应当而且必须是在服从总的主题的前提下对生活加以提炼或者选择： 这些创作原则，陶诗早就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作者运用语言既保持了质朴清新、明白晓畅，体现了作者语言的一贯风格，又紧紧根据内容安排恰当的语言形式，使之能产生强烈的表达效果。比方，须简炼处就极其简炼，“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寥寥十字，竟表述了荆轲与秦王搏斗的全部过程。须烘托处又巧妙地运用了偶句：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有力地渲染了荆轲情怀豪迈、气冲斗牛。“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强烈地描绘了环境悄怆幽邃，不可久留，都能令人神思驰骋，回味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