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益诗《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李益既擅长于七言绝句，又以写作边塞诗著称，《夜上受降城闻笛》正好是两者的完美结合，因之理所当然地成了李益的代表作。李益长期从军，到过北方、西北许多边远地区，有着丰富的军旅生活经验。一次，当他月夜登临受降城的城楼，月光与笛音深深打动了他，他深切体验到了将士们久戍边地的思乡之情，便写下了这首色淡情浓、含蕴丰富的小诗。前人对此诗评价很高。清人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将它列为四首唐人七绝“边塞名作”之一。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认为“中唐绝‘回雁峰前’为冠”(内编卷六)。

诗中所说的“受降城”，多数注家认为是指唐代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所筑的东、西、中三受降城中的西城临河(故址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但是第一，西受降城不能省去“西”字简称作“受降城”，而只能简作“西城”。李益另有《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可证。第二，前两句中以“回乐烽”与“受降城”对举，“回乐烽”当指回乐县的烽火台，与西受降城相距好几百里，登上西受降城是看不到回乐烽的。所以，“受降城”不可能是指西受降城，而应该是指灵州的州治所在地回乐县(在今宁夏境内)。隋唐时期，这里是防御突厥的重镇。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曾亲临灵州接受突厥一部的投降，受降城之名即由此而来，并一直延用到宋代。宋人张舜民在灵州作《西征》诗：“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砍做薪。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宋史·张舜民传》说：“舜民在灵武诗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军砍受降城柳为薪之句……”可见，直到宋代仍以“受降城”称灵武(郡名，即灵州治回乐)。明白了受降城指回乐，诗的一二句互文见义也就一目了然了：“回乐烽前”与“受降城外”，到处都是“沙似雪”、“月如霜”的景象。从方位来说，烽火台在回乐城东面数十里的山丘上，在晴日或朗月下站在城头上可以清晰地见到烽火台的姿影。诗人先写烽火台，可知他登城以后东向而立，月白如昼，想是正当农历十五日左右吧。回乐地处我国西北部，距腾格里沙漠不远。这里，气候干燥，月光由于减少水气的折射而显得分外明亮。明亮的月光映照着的，是与战争密切相关的烽火台、沙场以及受降城的深沟高垒，因而月色与月光下的沙地带给诗人的是霜雪般攒心的寒意，泛起一种置身边地、怀念故乡的淡淡哀愁。“明明如月，何时可辍?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短歌行》)这大概可以用来说明诗人此时的心情吧?正在这景色撩人的当儿，夜风又偏偏送来了进一步引动乡情的笛声。第三句中的“芦管”，从诗题可知指“笛”。笛子奏出的是什么曲子，诗中没有明说，但从末句进一步抒写“望乡”之情看来，总是容易勾起乡思的曲子。笛曲有《行路难》、《关山月》。《乐府解题》说：“《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险及离别悲伤之意。”又说：“《关山月》，伤离别也。”无论“横笛偏吹《行路难》”(李益《从军北征》)，或者“更吹羌笛《关山月》”(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一)，无不加重征人久戍思乡的情绪，即使是召唤春天来临的笛曲《梅花落》、《折杨柳》，征人听了，也会因置身荒冷的边地而加重对故乡的怀恋。所以，“不知何处吹芦管”抒写的正是“听不尽”的“撩乱边愁”(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二：“撩乱边愁听不尽”)，只是不曾明白说出罢了。这句诗不仅含蓄，而且细腻。“不知何处”四字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初闻笛音时刹那间的寻觅，以及还来不及弄清究竟就已乡情盈盈难以自已的情状，顺势转到了最后一句的抒情。巧妙的是，诗人并不直抒，却借用征人望乡的镜头加以表现。诗人推己及人，从切身感受中深刻体验到了戍边将士的乡情，便在末句中用泛称“征人”，并以“尽”字相配，概括了征人的全体，从而使诗作具有了更大的概括性，大大开拓了作品的思想境界，提高了作品的社会意义。这与《从军北征》中的“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的意境十分近似。所不同的是，“碛里”两句用笔比较客观，此诗则处处渗透着诗人的感情。在“尽望乡”的“征人”中不难见出诗人的面影。

《夜上受降城闻笛》之广为传诵，推究起来，是与诗中所抒发的久戍思归之情的典型性分不开。唐自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唐王朝愈来愈失去控制地方的力量;对于日益严重的边患也愈来愈束手无策。杜甫在去世前哀叹过的“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赠湖南亲友》)，到李益时，无论内地或边疆，战血仍然长流不断，军声依旧时时可闻。往日卫国保家、立功边疆的豪情，已逐渐为怨战思乡之情所代替。虽然在盛唐诗中也并非不写征怨，在哀叹“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二首之一)时，难免也会愁对边声(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但是作为当时主旋律的，却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同上之四)的为保卫边境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毅和决心。在中唐诗中也并非没有“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令狐楚《少年行》四首之三)那样的忠勇之词，但更多的却是抒写在“白发生头未得归”(令狐楚《塞下曲》二首之二)的情况下“把得乡书泪似珠”(同上之一)的怨战与思乡感情。李益之所以一再在诗中表现久戍不归的主题，正是他所处的特定时代的人们心理状态的反映。他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之广为流传，归根结底，正是唱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将士的心曲的缘故。与抒写怨战思乡的感情相适应，中唐时边塞诗的风格也由盛唐时的明快、雄豪一变而为凄婉低沉。《夜上受降城闻笛》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欲说还休，吞吐不尽，比较典型地代表了中唐边塞诗的风格特点。这也是使此诗成为李益边塞诗的代表作并作为中唐边塞诗的名篇流传久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人为了抬高《夜上受降城闻笛》的地位，说此诗“非中唐所得有”(胡应麟《诗薮》)。如果从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与所表现的时代风格来考察，这一说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但就论述诗歌的艺术成就而言，却有相当见地。盛唐诗歌重在气象兴趣，得鱼忘筌，摆落字句;中唐诗歌重意，雕章琢句，渐露形迹。在这一点上，李益诗确是近盛唐而远中唐的。在《夜上受降城闻笛》中，诗人从深有体验的感情出发捕捉住最动情的景物，融情入景，以简驭繁，创造了一个简洁空灵的艺术世界。此诗写到的景物，不过明月、白沙、笛声而已，但无不具有边地的特色并浸透诗人久戍思归的深情。进入诗中的那明月，那白沙，那笛声，既是引发思想感情的触媒，又是思想感情的载体。诗人的感情就像月色那样深邃广远，就像笛声那样悠悠不尽。这除了要归功于他对边塞生活的熟悉与对戍边将士思想感情体验的深刻以外，也是与他深谙艺术表现的辩证法并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