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宋史》文《张顺张贵传》

张顺，民兵部将也。襄阳受围五年，宋闯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即其地造轻舟百艘，以三舟联为一舫，中一舟装载，左右舟则虚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赏募死士，得三千。求将，得顺与张贵。俗呼顺曰“矮张”，贵曰“竹园张”，俱智勇，素为诸将所服，俾为都统。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亟去，毋败吾事”。人人感奋。

汉水方生，发舟百艘，稍进团山下。越二日，进高头港口，结方陈，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红镫为识。贵先登，顺殿之，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至磨洪滩以上，北军舟师布满江面，无隙可入。 众乘锐凡断铁絙攒杙数百，转战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绝援，闻救至，踊跃气百倍。及收军，独失顺。越数日，有浮尸溯流而上，被介胄，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诸军惊以为神，结冢敛葬，立庙祀之。

张贵既抵襄，襄帅吕文焕力留共守。贵恃其骁勇，欲还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使持蜡书赴郢求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连锁数十里，列撒星桩，虽鱼虾不得度。二人遇桩即锯断之，竟达郢，还报，许发兵五千驻龙尾洲以助夹击。

刻日既定，乃别文焕东下，点视所部军，洎登舟，帐前一人亡去，乃有过被挞者，贵惊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复不能衔枚隐迹，乃举炮鼓噪发舟，乘夜顺流断絙破围冒进，众皆辟易。既出险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击，以死拒战。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烛天如白昼。至勾林滩，渐近龙尾舟，遥望军船旗帜纷披，贵军喜跃，举流星火示之，军船见火即前迎，及势近欲合，则来舟皆北兵也。盖郢兵前二日以风水惊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报，据龙尾洲以逸待劳。贵战已困，出于不意，杀伤殆尽，身被数十枪，力不支见执，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舁尸至襄，令于城下曰：“识矮张乎? 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丧气。文焕斩四卒，以贵袝葬顺冢，立双庙祀之。

(据中华书局本《宋史》)

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1271年建号元朝，定都燕京(今北京市)。在此前后，他大举出兵南下，要灭南宋。

1267—1273年的襄樊之战，是南宋爱国军民抗击元军的一次至关重要的战役。1267年11月，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献计：进攻南宋，必先取襄阳，由汉水渡长江，宋朝可灭。1268年，忽必烈以刘整为都元帅，阿术为征南都元帅进侵襄阳。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从陆上、水上对襄樊层层包围，作了渡江灭宋的准备。

1269年春，北军围襄阳北岸的樊城，京湖都统张世杰领兵拒战，失败。七日，沿江制副使夏贵率舟师至新郢，又被阿术战败。范文虎部来援，又败。1270年春，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领兵出援襄樊，贾似道却在暗中命范文虎牵制李庭芝，借故停兵不进。

1271年，元军命张弘范军驻鹿门，断绝襄樊粮道;派东路元军围襄阳;陕西、四川元军也出动，牵制宋军。六月，范文虎率军十万到鹿门，阿术夹江为阵，宋军大败。在元军围攻襄樊日见得手，南宋无能援救襄樊的情况下，张顺、张贵响应爱国将领李庭芝的号召，带领三千民兵誓死赴难，一举突破了元军的重围，胜利到达久已渴望援兵的襄阳城内。

《张顺张贵传》所记叙的，就是张顺、张贵在援襄之战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事迹，显示了南宋爱国人民捍卫祖国、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

本文共四个小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二小节)，写张顺，张贵临危受命，誓死赴难，冲破元军重围，抵达襄阳。战斗中，张顺壮烈牺牲。

第一节，写二张援襄，誓死赴难。文章首先以“襄阳受围五年”，写出了严峻的形势。在这种危难困厄的形势下，1272年，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探明了襄阳西北有一清泥河可通襄阳。于是，就在当地“造轻舟百艘”，并且巧妙地把“三舟联为一舫，中一舟装载，左右舟则虚其底而掩覆之”。李庭芝又“出重赏”在襄、郢、西山一带招募了三千骁悍善战的民兵。“求将，得顺与张贵”。一个“求”字，表明了选将之严格，得将之不易，揭示张顺、张贵都是智勇兼备的民兵将领，因而“素为诸将所服”。

战前进行了誓师动员，话虽简短，却似斩钉截铁，十分有力。“此行有死而已”，表明了保家卫国、誓死打退元军的坚强意志。“汝辈或非本心，宜亟去，毋败吾事”，宣布了去留自愿的规定。尽管有这样的选择自由，其结果却是“人人感奋”，而无一人离去，充分显示出饱经战乱的郢、襄人民同仇敌忾、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这也就为下文破围抵襄作了铺垫。

第二节，写破围抵襄，张顺牺牲。1272年阴历5月22日，趁着“汉水方生”的有利条件，张顺、张贵率领着三千民兵，“发舟百艘”，向襄阳进军。“稍进”，写出了百舟初发时稳扎稳打，拉开梯队，逐渐前进;接着便是一往无前地迅猛进军高头港口;并作好战前布阵，周密地配置火力。这个过程初步显示出二张的指挥才能。

破围抵襄这一层，写得有声有色，井然有序，表明了二张的指挥若定。他们选定了最有利的深夜发起进攻，规定了军中联络的标志，确定了指挥官的位置。“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表现了二张率领三千民兵的锐不可当之势，以雷霆万鈞之力，闯过了元军的层层包围。元军以二三十倍于民兵的兵力，“布满江面，无隙可入”，然而这支民兵怀着坚强的保家卫国的意志，他们“乘锐凡断铁絙攒杙数百”;他们迂回击敌，“转战百二十里”，终于“抵襄城下”。这个重大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困守襄阳的宋军官兵，“踊跃气百倍”。

接着，文章写张顺的牺牲。“独失顺”，是说除了张顺下落不明外，民兵全部胜利抵襄，表明了这支民兵部队善于攻战，民兵将领的指挥得当。几天后发现了水面有浮尸，“被介胄，执弓矢”，再仔细察看，才认出是张顺，他勇敢顽强，殊死战斗，“身中四枪六箭”，直到壮烈牺牲，依然“怒气勃勃如生”，浩气长存，虽死犹生。这一描写，既暗示了民兵部队所以能“抵襄城下”的重要原因，又塑造了一位高大丰满的英雄形象。语虽寥寥，然而字字千钧，言简意赅。

第二部分(第三、四小节)，写张贵派人与郢兵约定夹击元军。郢兵违约退兵，张贵战败被俘，至死不屈。

第三节，写募士求援，夹击元军。二张破围援襄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元军。元军“增守益密”。一个“密”字表明元军数量之大。他们对水路采取了立体布防措施： 水上，“连锁数十里”;水下，“列撒星桩”，达到了“虽鱼虾不得度”的程度。这样，襄阳守军的形势就更加险恶，要出击就更加艰难了。为了改变这种局势，张贵招募了两个能伏水的壮士到郢州求援。两个壮士凭着勇敢和机智，“遇桩即锯断之”，终于到达了郢州，取得了联系，范文虎答应“发兵五千驻龙尾洲以助夹击”。

第四节，写突围前进，至死不屈。在得知郢州所约定的夹击元军的时间与地点之后，张贵率军出发。登舟时，“帐前一人亡去，乃有过被挞者”。这就为下文元军“得逃卒之报，据龙尾洲以逸待劳”安下伏线。张贵虽然对“一人亡去”感到吃“惊”，知道“吾事泄矣”，但是，成败在此一举，而且已与援军约定了夹击的时间，因此只有破釜沉舟，命令部队“亟行”，抢先加速行动，力争在敌人“或未及知”的时候赶到夹击地带，克敌制胜。这表现出作为部队统帅的张贵所具有的镇定、果断的可贵素质和临机应变的卓越才能。

对于这次战役，由于已经预计到“吾事泄”，因而舟师进发时，不是采取“衔枚隐迹”进行偷袭的战术，而是采取“举炮鼓噪”的战法，来激励士气。 民兵在张贵的带领下，“乘夜顺流断絙破围冒进”。作者密集地使用了动作性很强的词语，来表现民兵战士的勇猛劲利。他们杀得元军“众皆辟易”，取得了初步胜利。

张贵率领着民兵出了“险地”，战胜了数万元军“邀击”，到达了与郢兵约定会师夹击元军的龙尾洲时，“贵军喜跃”;却没有料到“郢兵前二日以风水惊疑，退屯三十里”，前来“会师”的“皆北兵也”。张贵寄希望于元军对这次夹击行动“或未及知”;而元军却已“得逃卒之报”。张贵指望此一举可以出奇制胜，却没有料到元军“据龙尾洲以逸等劳”。总之，张贵所部在这次战役中“出于不意，杀伤殆尽”。张贵虽然“身被数十枪，力不支见执”，但是，他“卒不屈，死之”，张贵的壮烈牺牲，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他还活在民兵和广大人民的心中。“守陴者皆哭”，哭这位铁骨铮铮的抗元战士，哭这位光耀天地的民族英雄。

二张援襄的事迹，最早见于南宋周密(1232—1298)所著的《齐东野语》卷十八《二张援襄》。襄樊之战发生于周密在世的时候。他在《二张援襄》文末写道：“此事亲得之襄州、顺化老卒，参之众说，虽有微异，而大意则同。不敢以文害辞没其实，因直书之，以备异时之传忠义者云。”与周密同一时期的文学家戴表元评论《齐东野语》时说：“周子之书，其言核，其事确……不苟然也。”(《齐东野语·序》)由此看来，周密的《齐东野语·二张援襄》(以下简称《齐语》)是客观地反映了真实情况的。《宋史·张顺张贵传》(以下简称《张传》)就是从《齐语》抄录笔削而成的。它虽然保留了《齐语》中的基本事实，但也作了多处篡改。因此，要研究本文的表现手法，就不能不对两篇文章作一些参酌比较。两文的出入，恰巧为我们探讨它的艺术特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一、从两文的比较来看，用春秋笔法意寓褒贬是本文的一个艺术特色。

1.《齐语》：“至磨洪滩以上，敌舟布满江面，无隙可入。鼓勇乘锐，凡断铁絙攒杙数百，屯兵虽众，尽皆披靡避其锋。”《张传》删去了“屯兵虽众，尽皆披靡避其锋”两句。这样一删，掩饰了元军的惨败。可是，文章却出现了明显的漏洞。其一，既然元军“布满江面，无隙可入”，何以只“断铁絙攒杙”就能够通过元军密集的阵地?其二，如果要通过元军阵地，而元军又不“披靡避其锋”，势必要进行一场大血战。在大血战中，这支三千人的民兵怎么可以设想“独失顺”一人呢?《续资治通鉴》卷一七九，在“转战百二十里”之下也有一句“元兵皆披靡”。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此，战理、事理、文理也如此。梁启超在论史德时说：“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 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家的四长》)《张传》从维护元朝统治出发，强经就我、任意删改历史的手法是不可取的。

2.《张传》第三节写道：“张贵既抵襄，襄帅吕文焕力留共守。贵恃其骁勇，欲还郢。”《齐语》中却没有这几句话。

《张传》加上这几句话，无非是想表明张贵是个有勇无谋、恃勇好斗、鲁莽灭裂的人;也想说明他的“还郢”是视襄阳为弃物，置大义于不顾，狭隘自私的举措。这完全是有意歪曲真相，贬低英雄形象的曲笔。张贵于1272年阴历5月破围入襄，与吕文焕所部共守襄阳达半年之久。到了十一月，战局依然没有改观。因此，张贵极力主张到郢州联系援兵，自己则率民兵自襄阳冲出包围，彼此夹击元军，以扭转被动的局势，争取更大的胜利。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取胜的上策，是大智大勇、无私无畏、唯一可行的战略决策。

3.《齐语》中“至小新城”一句的下文是：“敌方觉，遂以兵数万邀击之。贵又为无底船百余艘，中立旗帜，各立军士于两舷以诱之，敌皆竞跃以入，溺死者万余，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这段话表明，在力量对比上，民兵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战术上，他们攻敌于无备之时，用敌所不意之法消灭了敌人万余，取得了重大胜利，显示出民兵的勇敢和智慧。

《张传》一则以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张贵用无底船溺死元军万余人的情节缩写涂改为“左右舟则虚其底掩覆之”，并且调到文章开头，避实就虚，让人看不出“无底船”在战斗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就又一次掩饰了元军的大败;再则，把“溺死者万余”改写为“大兵邀击，以死拒战”，这样就把写民兵辉煌战果的句意篡改成为表现元军士气勇敢了。

二、从行文的表里看，笔兼阴阳、墨运明暗是本文的又一个艺术特色。

“文章诗画总属一理，必于一笔之中，各具四面，一句之内，必分数层，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也’。”(吴见思《史记论文·封禅书》)本文作者是深谙此中三昧的。“襄阳受围五年”，“城中久绝援”，正面是告诉人们襄阳形势的严峻险恶。然而人们要问一问，襄阳形势为什么会弄成这般地步呢?据历史记载，南宋权相贾似道，私向蒙古忽必烈乞和，答应称臣纳币。对襄阳军情，他隐瞒不报，不予支援。他整天都在西湖的豪华别墅里穷奢极欲，纸醉金迷，因而激起了人们的愤恨，国人皆曰可杀。一面是襄阳受围，久已绝援;一面是穷奢极欲，日肆淫乐，不顾军情。可见，写襄阳形势险恶的另一面是抨击误国误民的权相贾似道之流的。

文章明写“郢兵”的有两处： 一是“许发兵五千驻龙尾洲以助夹击”，二是“前日以风水惊疑，退屯三十里”。一“惊”一“退”，笔下的背面却是鞭笞降将范文虎的。他屯兵不进，而又牵制抗元将领李庭芝;他握有重兵十万，在关键时刻却只“许发五千”;他一战而败，再战而逃，三战而降。正反相映，更加见出范文虎之类的可恶可耻，也更加显示出张顺、张贵的可歌可泣。

三、从字句的炼铸看，惜墨如金、精当生动是本文第三个艺术特色。

本文为二张之传，仅用了七百多字便塑造了两位震古烁今的英雄形象，真可谓惜墨如金，笔力雄健。写二张在向襄阳进军的纵深战斗中，仅以“乘风破浪，径犯重围”八个字便概括了全部战况，照应前文“汉水方生”，从而见出张顺、张贵善于掌握有利条件;显示出舟师进军的特点和锐不可当的气势;写出了元军投入兵力之多;表现了民兵不顾生死、勇猛冲击元军的顽强战斗精神;也说明了进军胜利。语少而意密，耐人咀嚼，收到了很好的表达效果。

文章写发现张顺牺牲的过程十分精彩，先看一“失”字，只是说在点视部队时缺少张顺。过了几天，“有浮尸溯流而上，被介胄，执弓矢”。远望，先见“浮尸”;再看，发现“被介胄，执弓矢”。把浮尸捞上来“视之顺也”，是说在近处仔细看面部，才确认是张顺;再检视身上，又发现“身中四枪六箭”。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作者选词择语慎之又慎，严谨精当，一字不能易，词序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