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文天祥诗《正气歌》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汙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 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汙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侵沴，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然尔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 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阒鬼火，春院閟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存，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文天祥于宋帝昺祥兴元年十二月兵败被俘，翌年(1279)十月，被押送元朝大都(今北京)，囚禁于兵马司狱。在狱中他不畏惧强硬威逼，更不为利诱所动，且经受着恶劣环境与生活的磨难。他依靠的精神力量就是孟子所说“塞于天地之间”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文天祥称之为“正气”。他在被囚禁的两年之后(1281)写了长诗《正气歌》，对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浩然正气作了尽情讴歌。

《正气歌》是一首五言古诗，诗前有198字的序文。诗序长至198字，在诗中确属罕见，这对于《正气歌》它是不可缺少的。诗序从诗人所囚居的土牢写起，一间土室，门低窗小，“污下”、“幽暗”，“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七气麋集，极易酿成灾疫。诗人记此目的并不在于写实——记叙在狱中所受的折磨，而是以此恶浊的七气导引出足以具有压倒“七气”之势的浩然正气。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本有浩气、正气足以抵御邪恶的说法，如《管子·内业篇》认为浩然于中则“不逢天灾，不遇人害”;《庄子·达生篇》则有“潜行不窒，蹈火不热”之说。文天祥固然继承了古代这些近乎玄妙的说法，但其用意却在于强调精神力量对战胜邪恶所具有的功能，以进一步显示出正气的威势与力量。因此诗序既交代了写作《正气歌》的环境条件，更可以看作《正气歌》创作的缘起与导言。序中所言恶气虽为七，正气虽为一，但七不敌一，七者为次，一者为主，诗人连用排比句式渲染七气，是有意“喧宾”，在“宾”的“喧嚣”之中才确定并突出了正气的“主”位，这正是“喧宾以定主”的手法在序文中的运用。

诗序引出正气并为之定为位后，诗人以60个诗句300个字对正气进行讴歌。全诗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层自首句至“一一垂丹青”十句，作为诗的发端，是对正气进行由玄妙到具象、由宇宙到人生的概括阐释。诗人认为天地之间的正气纷杂地赋予“流形”(即各种形体)，成为河流山岳、日月星辰，它赋予人类的就是浩然之气布满在苍天之中。文天祥显然继承了古人认为“气”是构成万物本原的哲学思想，是王充《论衡·自然》所谓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但诗人没有停止在这个观念上，而是把它与孟子的“浩然之气”相联，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当“皇路”(国家命运)清平时，浩然之气便在圣明的朝廷上显露，时事困窘时，浩气则以气节表现出来，故而为国献身的人个个都在史书上留下姓名。这就不仅强调了精神力量的作用，而且较之诗序的表述也有了质的推进，——从正气对个人抵御邪气的作用升华到对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从而对正气的认识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的战斗的光彩。而诗人处身于国亡家破的“时穷”之际，所以下面便从“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内容着笔。

第二层自“在齐太史简”至“道义为之根”二十四句，先追溯十二位时穷节见名垂丹青的忠贞义士。“在齐太史简”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杀掉国君庄公，太史(史官)在竹简上记下此事;崔杼的儿子怕父亲留下弑君罪名而杀掉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记载而接连被杀，第三个弟弟又记了此事，才被舍未杀。“在晋董狐笔”事见《左传·宣公二年》： 春秋时晋国赵穿杀死国君灵公，逃亡在外的晋大夫赵盾听到消息后返回晋国，晋史官董狐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并以“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责问赵盾，孔子因而称赞董狐是“书法不隐”的“良史”。“在秦张良椎”事见《史记·留侯世家》，秦灭六国后，韩国人张良招募义士仓海君为韩报仇，制铁椎120斤在博浪沙道中击秦始皇，可惜只中副车。“在汉苏武节”事见《汉书·苏武传》： 苏武作为汉朝使者出使匈奴，被扣留，因拒不肯降而被流放北海牧羊十九年，终日手持皇帝授予的作为汉使凭证的“符节”，以示不忘汉朝。“为严将军头”，《三国志·蜀志·张飞传》载，蜀将张飞攻破巴郡，太守严颜被俘不降，以“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答张飞，张飞怒，命斩首，他从容回答“斫头便斫”。“为嵇侍中血”，《晋书·嵇绍传》载，晋惠帝时皇室内乱，惠帝兵败荡阴(今河南汤阴)，官吏侍卫均溃逃，在如雨般的飞箭中，侍中嵇绍以身体遮护惠帝，中箭而死，血溅在惠帝袍服上，事后左右人要洗去血污，惠帝说“此嵇侍中血，勿洗!”“为张睢阳齿”，《旧唐书·张巡传》载，安史乱中睢阳守将张巡，因“欲气吞逆贼”，每战“大呼誓师，眥裂血流，齿牙尽碎”。“为颜常山舌”，《新唐书·颜杲卿传》载，安史乱起，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城破被俘后大骂安史叛军，虽然施以肢解酷刑，仍骂声不绝，安禄山惨无人性地命“鈎断其舌”，“杲卿含糊而死”。“或为辽东帽”，事见《三国志·蜀志·管宁传》： 东汉末年，因政治混乱管宁避乱辽东，头戴黑帽，不肯出仕，所以说他的贞操磨砺得如“冰雪”一样洁白清净。“或为《出师表》”，事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蜀汉建兴五年，诸葛亮北伐曹魏前向后主上“出师表”，言辞恳切周详，忠心横溢于字里行间，所以说“鬼神”也被其“壮烈”感动得流涕。“或为渡江楫”二句，事见《晋书·祖逖传》： 东晋元帝时，祖逖率兵北伐，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词气慷慨，闻者感动，终于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失地。“或为击贼笏”二句，事见《旧唐书·段秀实传》： 唐德宗时朱泚谋反，邀段秀实同谋，段大骂逆贼，用上朝时记事用的笏板击朱泚头，朱泚“流血匍匐而走”，段秀实遇害。以上十二位忠臣义士为之奋争舍命的信念与目标虽然不尽相同，就中也并非没有境界高低之别，但共同的也是最重要的乃是天地间的正气造就了他们为道义而不顾生死的高尚品格。所以文天祥继而对这种正气作了高度赞美： 正气磅礴于天地之间，凛然壮烈，万古长存，当正气冲贯日月时，人的生死又何足议论! 这也是文天祥对十二位义士的总赞颂。接着，诗人再强调正气是宇宙和社会的根本： 古人认为地是方的，四角有四条大绳把它系住;天是圆的，有柱支撑。《列子·汤问》及《淮南子·天文训》中都有“地维”、“天柱”之说。文天祥在这基础上说地维天柱也是靠了正气才得以支撑和挺立，认为正气是宇宙之根本。维护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更需要正气来维系;一切正义道德也以正气为其根本。认为正气是“三纲”“道义”的命根。诗人从天地人间两个方面极言正气之重要，是赖以顶天立地维护人间正常秩序的根本所在，强调并突出了正气的重大作用。至此，可以说诗人已经为正气唱出了颂歌的最强音。此后，很自然地转入写自己如何受正气感召的内容了。

第三层自“嗟予遘阳九”至结尾。前六句写身陷囹圄以死报国的决心。文天祥感叹自己遭逢了“阳九”的厄运，所以战败被囚。“阳九”是古代术数家的说法，“遘阳九”，意谓不是自身的不幸，而是由于遇上了不吉利的年头，加上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战败为囚，被驿车送到荒僻的地方去，受最残酷的鼎镬烹煮之刑。以死报国，这是他甘心情愿，求之不得的事。忠贞不渝之志，昭然可见。这六句以叹词“嗟”字领起，虽能以死效忠，但终因未能实现复国之志，深感遗憾，其情其意尽从“嗟”字叹出。“楚囚”句，典出《左传·成公九年》。诗人自称“楚囚”，又强调“缨其冠”(戴着他南方的帽子)，以此自喻，这就深深寄寓了不忘南朝官员身份和不忘南方故国的情怀。诗中设词取比都以“忠贞”二字贯之，如见其人。诗人在表明了必死的决心后再用十二句写狱中生活。“阴房”两句，是说牢狱的阴森可怖。“牛骥”、“鸡栖”二句互文对举，是说有高风亮节的自己竟然与一般囚犯共处，不胜感慨。既处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时刻准备病死而将枯骨丢于沟壑之中。“分”，当是说死在意料之中。但是竟然如此渡过了两年，上文所说的各种恶气都退避了，与上述正气之伟力暗自照应。“百沴”，即序中之“七气”。紧承“如此”二句，诗人由哀叹转为自乐，把低洼阴湿的牢房说成是自己的“安乐国”，并冠以“为我”二字，不仅情理俱实，且能让人进一步感觉到诗人不惧迫害不畏死亡的坦荡心怀。因此接着说，阴阳寒暑都不能害我，难道还有什么别的诈术与诡计可施? 言外之意是我有正气在，连阴阳之气都不能侵害我，难道还怕什么别的阴谋诡计吗?诗人在狱中经受的折磨并非只有“百沴”对身体的残害，更有元君臣对文天祥的种种威逼利诱，这便是“缪巧”所含的内容，但这些也像“百沴”一样，也都在诗人面前无法得逞，原因是有耿耿正气在，所以能昂视荣华富贵似浮云。“浮云”，典出《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浮云”喻富贵，颇含轻蔑之意，说明诗人决不为其所动。然而因复兴无望，诗人又沉浸在极度的悲哀之中，无穷无尽的悲哀犹如苍天一样没有尽头。但诗人没有被亡国之痛压倒，他在全诗的结尾四句表示以古代圣哲作为“典刑”，阅读先贤的书，学习古人的美德，让它照耀自己，勇往直前。这结语把自己溶身于古代先贤所秉赋的正气之中，指明了自己的正气的根源，表示了追踪先贤圣哲舍生取义的决心。全诗就在这韵味悠久而内蕴刚烈的语句中结束。

长诗以“正气”命名，以讴歌正气并为之甘愿舍生为主旨。尽管他对正气的认识并不完全科学，但就主导方面来看，诗人以坚持操守、热爱祖国，并为之不惜赴汤蹈火为其内涵，把它作为诗人的崇高信仰，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传统品德的精华，这是完全应该肯定，并且是需要继承和宏扬的。

文天祥是一个失败者，他从抗元将领变成了元朝的阶下囚。他的理想已彻底破灭，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大悲剧，但他又能为自己的信仰坚持到底，对所承受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都在所不惜，能大义凛然地置生死于不顾，在意志与气节上说，他又是一个胜利者。因此，在《正气歌》中，诗人的自我形象是一个历尽磨难誓死不屈的民族英雄，以其悲剧的壮美色调感召着并激励着后世的志士仁人。

刘勰曾经在《文心雕龙》“熔裁”篇中指出创作有“善敷”(扩充铺陈)与“善删”者，并对它作了解释，“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而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以之观照《正气歌》，从全局看，是以“敷”为主，间亦有删。从其繁处而论，可谓“善敷”，从其略处来看，可谓“善删”。全诗着力铺陈正气在宇宙、社会、历史、人生中的伟大威力。记事与抒情议论相间，前后呼应，彼此辉映，相得益彰，使该诗的主题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不能不谓之“善敷”了。对元君臣的威逼利诱、迫降劝降以及自己对此所进行的抗争，诗人采取了“删”的方法，将之凝聚为“顾此耿耿存，仰视浮云白”十个字，深沉而厚重，未说而已尽言，不可不谓之“善删”。刘勰认为“善敷”根于“思赡”(即文思丰富)，“善删”根于“才核”(才思简炼)。文天祥可说是集“思赡”与“才核”于一身，《正气歌》可说是兼“善敷”与“善删”于一体。

为适应“敷”的手法，所以在诗中大量运用排比句。这是该诗的一大特点。此外，这首长诗多用”赋”的手法，较少用“比”，全不用“兴”，语言古朴而多虚字，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宋人“以文为诗”的创作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