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方孝孺文《越巫》

越巫，自诡善驱鬼物。人病，立坛场，鸣角振铃，跳掷叫呼，为胡旋舞，禳之。病幸己，馔酒食，持其赀去。死则诿以它故，终不自信其术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恶少年愠其诞，瞷其夜归，分五六人，栖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过，下砂石击之。巫以为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骇，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骇颇定，木间砂乱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复至前，复如初，手慄气慑，不能角;角坠，振其铃，既而铃坠，惟大叫以行。行，闻履声，及叶鸣、谷响，亦皆以为鬼，号求救于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门。其妻问故，舌缩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寝，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胆裂死，肤色如蓝;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据四部丛刊本《逊志斋集》，下同)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今属浙江)人。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敬重其为人，更之曰“正学”，时称正学先生。孝孺幼年警敏，好学不倦，文笔不俗，乡人呼为“小韩(愈)子”。十九岁时拜宋濂为师，文章学问不让名流老辈。明惠帝即位，召为翰林院侍讲，国家大事多所顾问，并主持编纂《太祖实录》以及《类要》等书。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攻破南京称帝，命孝孺草诏，不从，遂被害，亲族受株连者八百余人。死时年仅四十六岁。

这里所选录的《越巫》和《吴士》两篇文章，见于《逊志斋集》卷六，属杂著一类。所谓“杂著”，并非专指某种文体，而是泛称书启、序跋、传状、碑志以外的各种文章。即如卷六所收，便以论辩文字为主，间有记人叙事的篇章，也无不指归于议论。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说理剀切，义正词严，神色凛然不可犯，词气锋利莫能敌。在《越巫》、《吴士》二文以后，作者有按语说：“右《越巫》、《吴士》二篇，余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岂不惑哉! 游吴、越间，客谈二事类之，书以为戒。”这一段话已将写作动机、主题思想及借喻手法交代得一清二楚。夫子自道，真切感人。

《越巫》写一个越地(今浙江一带)的巫觋作法自毙的故事。这里所说的巫，是指专以装神弄鬼为职业的人，俗称巫婆神汉。这些人自称可以降神驱鬼，为人消灾祛病，实则虚妄荒诞，骗人酒食而已，不仅贻害于人，甚而加害于己。《越巫》所写即是一个害人害己的生动故事。文章开端写此巫为人驱鬼治病，站立坛场之上，边吹号角，边摇法铃，大呼小叫，盘旋跳跃，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病人侥幸痊愈，愈加自神其技。接着写巫的诡诞引起的好事青少年的嫉恨，有意捉弄于他，在他夤夜归家的路上设置埋伏，不时以沙石相击，巫则以为真的遇上了鬼物，仓皇逃回家中，终于肝胆迸裂而死。全文仅二百余字，却概述了越巫生与死的全部内容： 生依赖于夸诞，无夸诞自饰便无以为生;而死则根源于夸诞，无夸诞自戕亦无由得死。文章的结语说：“巫至死，不知其非鬼。”既感慨系之，又讥刺入骨。其用意固是要收束全文，嘲讽越巫的冥顽不化，无可救药，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要点醒一篇立意，使人警悟“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从而引为鉴戒。作者在这篇小文中立意严肃而宏大，但其选材细微，写来谐趣横生。这种以小见大、寓庄于谐的表现手法，正是本文写作上的一个鲜明特点。

此外，在细节描写上，《越巫》也表现出精湛的艺术功力。如写越巫夜归途中遭戏弄一节，先是有沙石相击，“巫以为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接着又见“木间砂乱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到第三次遭遇沙石袭来时，巫已经“手慄气慑，不能角”，不得不振铃，“既而铃坠，惟大叫以行”。在角与铃的细微描状中，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情态的变化，一切都活灵活现，令人如亲历目睹一般。再如其中写越巫的惊恐神情，初时“心大骇，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继而“手慄气慑”，最后“行，闻履声及叶鸣、谷响，亦皆以为鬼”，心理刻画层次分明，细腻传神，又如写越巫夜半抵家情景，由“大哭叩门”至“妻问其故，舌缩不能言”至“胆裂死，肤色如蓝”，形象宛然生动，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古文家论文章做法，有“颊上添毫”之说，即注重细节描写。孝孺此文也可以说是“颊上妙于增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