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曲·无名氏散曲《醉太平》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据影元刊本《辍耕录》)

这是元人小令中最富于战斗性的一首。作者以尖利明快的语言历数元末统治者的罪行，对其昏庸腐朽、残暴奸诈、贪赃枉法、滥施刑律、压榨百姓，作了无情揭露与有力讽刺。

作品伊始，作者从总体上揭露了元末王朝，“外强中干”的本质。“堂堂大元”，表面上似在称颂元朝疆土的辽阔，国力的强盛，实则是以反语讥讽它的虚弱和不正义。为什么“堂堂大元”竟是如此?接着，作者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揭露。

首先是“奸佞专权”其表现是“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这是从当权者是何等样人物去揭露元末封建政权的腐朽本质。这类揭露是有现实依据的。例如海盗朱清、张瑄，就曾入朝官为“万户”，这就是所说的“贼做官”。“官做贼”，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揭露元末统治者的罪恶本质。所谓“官做贼”，是说官吏像贼一样进行抢掠。他们或则明抢暗盗，坐地分赃;或则贪污受贿，敲榨勒索;或则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手段残酷、卑劣之极! “混愚贤”，是对元末统治者用人政策的揭露。愚者高官，贤者不得任用，是封建制度黑暗、腐朽的一个重要表现。它使我们想起张鸣善[水仙子·讥时]中“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的火辣辣的句子来。至于“奸佞”，如太师伯颜就更是史有确记的。陶宗仪《辍耕录》说：“中书右丞相伯颜所署官衔计二百四十六字……当其擅政之日，前后左右，无非阴邪小辈。”又说：“重纪至元间，太师丞相伯颜专权蠹政贪恶无比。”

其次是“开河”。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朝廷派贾鲁为使征发十几万民夫开挖黄河故道，并以重兵监工，民夫不堪虐待，倍受其苦。治理黄河，本是造福于民的好事，但结果却反成灾难，由此可见元末统治者是何等昏庸、腐朽，元朝政权是何等不得民心!

再次是“变钞”。此指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颁行“至正交钞法”。史载，元初实行以金银为钞本的“中统交钞法”，后来“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贵，奸伪日萌，民用匮乏”，故元顺帝诏令改行“至正交钞法”。此法虽名为钱本位(铸“至正通宝”为钞本)，实际却是不兑现的纸本位，较之“中统交钞法”更为失败。其结果是“钞买钞”(新旧钞互相倒买)，如《元史新编》所说“行之未久，物价腾贵十倍”，“海内大乱，供军储赏犒，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载，舳舻相接，交钞散满人间，京师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由此可见，滥印钞票，乃元末统治者虚弱的表现和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

最后是“官法滥，刑法重”。作者揭露元代的律令繁多，犹如洪水泛滥;刑法森严，像条条沉重的锁链紧套在人民身上。根据《元史·刑法志》记载，元代刑法有“五刑”、“十恶”、“职制”、“大恶”、“奸非”、“盗贼”、“诈伪”等各种名目。元代刑法不仅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且也是民族压迫的工具。法律规定，蒙古人即使犯法，治罪时也享有特权。《元史·刑法志·职制上》说：“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至于对人民反抗行为的镇压更是残酷空前。《元史·刑法志·大恶》规定：“诸妖言惑众，啸聚为乱，为首及同谋者处死，没入其家。”“诸乱言犯上者处死，仍没其家。”“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以上两个方面，在作者看来，乃一切灾祸的根源。它的直接后果是使元末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据明叶子奇《草木子·克谨篇》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302)，北方就曾发生严重的旱灾和蝗灾，至使“元京饥穷，人相食”。这里说的是天灾成祸，至于人为的“人吃人”现象就更是经常而普遍。从广义上说，凡是统治者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使之致死的，不都属于“人吃人”之列吗?因此，“人吃人”既是对元末社会本质的概括，也是对所有封建社会本质的概括。生活在这样一个“人吃人”社会中的元末人民，怎能不怨声沸天并进而揭竿而起呢?“红巾万千”便是人民武装反抗的生动写照。“红巾”，即指红巾起义。它是由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利用开河民夫的强烈不满经精心策划而发动的。起义的暴发，使元末社会成了一个爆炸的火药桶，大大加速了已经摇摇欲坠的元末社会的崩溃，显示了人民力量的强大。

总之，这首小令是元末社会黑暗和动乱的真实记录。作者把矛头直接指向元末统治者，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病和“人吃人”的罪恶本质，揭示了元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二十三说：“《醉太平》小令一阕，不知谁所造。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谣者，以其有关于世教也。今此数语，切中时弊，故录之，以俟采民风者焉。”可见这的确是一首流传极广、切中时弊的小令。

在艺术上，这首小令也很有特色。作者极善遣词用字，如果在“元”之前冠之以“堂堂”和“大”，词意即变正为反。一个“惹”字，说明农民起义完全是由元末统治者的罪恶统治所引起的，是官逼民反的正义行动。“万千”写出了起义的浩大声势，人数众多。一个“滥”字和“重”字，极言法令之多和人民受害之深。“混”字揭示了愚贤不分。“哀”与“可怜”，则直抒胸臆，表明作者同情人民和慨叹元朝大势已去、不可救药的主观态度，实具有如沈祥龙《论词随笔》说的“醒明本旨”的作用。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说：“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作者颂扬农民起义的正义性，严责元末统治者的罪恶，这种寓褒贬于字词的功夫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