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辛延年诗《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 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踰。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据影宋本《乐府诗集》)

作者辛延年，生平事迹不详，其作品仅存《羽林郎》，开始见于《玉台新咏》，后载入《乐府诗集·杂曲歌辞》。清人吴兆宜注释《玉台新咏》，他说《羽林郎》为《东汉杂曲歌辞》，于是后人编文学史，大多认定辛延年为东汉人。近年来，台湾有学者祖燊认为《玉台新咏》所收录的作品，其排列次序都是按照作者年代的先后而定的;《羽林郎》排列在班婕妤的《怨诗》之前，其作者辛延年当为西汉人(见所著《汉诗研究》，台湾正中书局出版)。

题目《羽林郎》，有的论著认为“用乐府旧题，作品的内容与篇名无关”。但现在所见，除辛氏这首《羽林郎》外，还不见另有什么“旧题”《羽林郎》或其古辞。因此，有理由认为辛延年的《羽林郎》应为“首题”。

“羽林郎”，本是汉代皇家禁卫军的官名，诗中又称呼此“郎”为“金吾子”。而“金吾子”本非“羽林郎”的同一军职的官名，在诗中实际所写的却是一个酒家女子反抗豪奴强暴的故事。大概是因为这些看似对不上号的现象，而判定“作品的内容与篇名无关”。其实未必然。众所周知，历代皇家的禁卫军，都是仰仗皇威，将骄兵横。诗中这位“豪奴”，虽仗势欺人，但身份不高，所以一会儿称他“羽林郎”，一会儿又叫他“金吾子”，不正揭示了他招摇撞骗、大言欺人的嘴脸吗! 因此，作者以《羽林郎》为题不无嘲讽意义。

全诗可分四个章节。前四句为第一节，概述事件的缘起，用陈述的笔法说明往昔霍家奴冯子都倚仗主子的权势，“调笑”一位酒家女子。作为全诗的序曲，简单明了，叫人一看便得要领。

自“胡姬年十五——两鬟千万余”，为第二节。这一节着意交代胡姬的身份，描绘她的衣着打扮，竭力加以渲染，表明她是一个超群不凡的女子。你看，一个年方十五岁的妙龄少女，在春暖花开之日独自当垆卖酒。本已引人瞩目。再看，只见她身着长襟广袖的衣袍，外套合欢短袄，结衣的丝带飘飘拂拂，这可能是当时流行的时髦衣着，显得风姿秀逸，神采飞扬。至于头上的装饰，更是非同一般，插的是蓝田宝玉做的玉簪，戴的是大秦明珠做的耳环。两个发鬟上的首饰价值千万，就更名贵了。这里，人们不难明白，作为一个酒家女儿的胡姬，如此珠光宝气，显然是作者用形容、夸张的手法对她加以美化。作者出于对这一人物的同情和喜爱，特以珠宝来象征她品格的高贵。

自“不意金吾子——结我红罗裾”，为第三节。这一节还是用铺排的笔法，但转换为诗中女主人公胡姬的口气，增强诗句的感情色彩，有力地揭露了“金吾子”调笑她的卑劣行径。“金吾子”本是卫戍京师的武官，这里所指实即开头说的“霍家奴”。这个豪奴拉大旗作虎皮，肆无忌惮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所以诗中用了“不意”二字。“娉婷过我庐”，是写他装模作样地来到胡姬跟前。“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则是写他炫耀自己车马何等气派，同时说他在酒垆前留连忘返，图谋不轨。先是请求美酒佳肴。“丝绳提玉壶”，“金盘脍鲤鱼”，又补足两句显示他的阔绰。接着写他使出了进一步的诱惑手段，以贵重的青铜镜子赠送胡姬。“结我红罗裾”，还要把镜子系在胡姬红罗裾上。当然，我们不要以为这位“金吾子”真的规规矩矩地在系镜子，正如萧涤非先生所分析的：“他的赠镜，显然是一个幌子，一种手段，目的在于通过这一事件来实行轻薄调笑，所以作者特地用了一个‘结’字来显示他这一流氓打算”(见《乐府诗研究论文集》)。至此，作品对这位“金吾子”的邪恶面目揭示无遗了。

自“不惜红罗裂”，至结束为第四节。这最后一节叙写胡姬抗胁诱，斥豪奴，自尊自卫，刚柔结合地取得了一场抗暴斗争的胜利，把故事情节的发展推向高潮。“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两句，写胡姬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警告“金吾子”不要肆意妄为，否则她将不惜撕裂红罗而以性命相拼。胡姬审时度势，看对方这样明目张胆而又死皮赖脸地纠缠，若不来点强硬手段，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也正因为这一以死抗争的表示，一下子震慑住了这个无赖，没有进一步胡来，于是，作者转换一下笔调，写胡姬也相应地由厉言怒目变为温颜细语给对方晓之以理：“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这两句虽是泛指，实则是对“金吾子”之类喜新厌旧思想的批判和申言自己对爱情专一的坚决态度。“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踰”，是说人生有新故贵贱之分，但不能因此而攀新弃故、见异思迁。这两句思想性较强，不仅讴歌那种坚贞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且也表现了胡姬对豪门贵族的阶级敌意，立意精警，诚为千古名句。“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最后以胡姬婉言谢绝作结。所谓“多谢”、“私爱”，显然语含讽刺，看似致意，实则要逐客门外。最后这几句写得很精彩，道理严正，言辞委婉，极有章法。胡姬改用这种有理有节的斗争方式，使激化了的矛盾缓和下来，以达到自卫的目的。这也正表明胡姬作为一个当垆卖酒的女子，有着巧于应变的机敏性格。同时，这样一张一弛地写来，也使作品的情节起伏跌宕，饶有兴味。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特色，是刻画了胡姬反抗强暴的鲜明形象。作品从两个方面着笔：一方面描写她妙龄当垆卖酒，穿着装饰非凡，是一位俊美的姑娘。作品没有直接描绘她的容貌如何，只是从侧面写来，极力铺排她的服饰，款式新颖别致，色彩鲜艳夺目，质地精美名贵，人也就可想是多么妩媚多姿。这种以虚寓实、烘云托月的写法，给人以丰富的想像，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另一方面，作品着重写出了胡姬敢于斗争而又善于斗争的胆略和机敏的个性。先写她要用身死玉碎来抗拒“金吾子”的调戏，有效地遏止了对方的非礼行动;接着写她说理言志，进一步继绝“金吾子”的邪念;最后又写她婉言陈辞，不失礼让地摆脱了一个仗势欺人的恶棍的纠缠。作品通过这样三部曲，不仅表现了胡姬刚烈而机敏的品性特点，同时也揭示了这样一个生活真理：在封建社会，一个普通妇女要免受权势者的欺凌，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这也正是这首诗丰富的内涵渗透着现实主义精神之所在。

另外，为更好地刻画胡姬的形象，作品前后人称有所变换。前半部分，用的是第三人称，以他人的视角，显示胡姬的美丽、高贵，给人以客观的真实感。后半部分改用第一人称，以当事人的口吻直接述说受欺侮的经过，倾吐心中的愤怒，给人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

辛延年的《羽林郎》以及乐府民歌《陌上桑》都是汉代作品，两诗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貌，都颇为相似。过去有的论著比较两诗，品评高下，由于对《羽林郎》个别诗句的误解甚或曲解，往往有贬抑之论，应该说有欠公允。如果要比较的话，《陌上桑》是用夸夫妙计智斗使君，巧取胜利，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羽林郎》则是以身死玉碎的刚烈之举作正面的抗拒，矛盾更为尖锐激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在两诗主人公胡姬和罗敷身上，都体现了中国妇女所具有的“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踰”的传统美德，使她们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受压迫被欺侮的妇女反抗黑暗势力典型的文学人物形象而载入文学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