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龚自珍文《病梅馆记》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 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也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 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即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乌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余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趋于急剧变化的时期。他目击封建社会末世的黑暗和腐朽，发出了社会改革与个性解放的呼声。他的大量诗文都体现了这种情绪。《病梅馆记》是作者谢世前写的一篇托物寄意的散文。

梅花，独先天下而春，历代词客骚人多以它比喻高洁和不屈。《病梅馆记》却不落俗套，别出心裁，用梅花受到斧斫约束而不能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健康地成长象征人才和个性之受压抑摧残;以“文人画士”隐喻专制统治者，并揭露他们是使梅致病的根源。作者立誓，用“毁盆”和“解缚”来疗梅，表达了疗救病态社会的壮志和决心。文章借梅议政，直陈时弊，是对专制主义者禁锢思想、扼杀人性的强烈控诉和抨击。反映了作者在封建主义束缚和压抑下渴望人性的自由发展和精神的解放。文章对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分为“病梅”和“疗梅”两段。第一段写梅的病状和病因，揭露专制主义者束缚压抑和摧残人性的罪行。起笔简练地写出三个著名的产梅区，引出论述的对象“梅”来，一个“皆”字点出江浙地区产梅之盛，隐示人才荟萃。这是全文叙议的基础，意为梅的大片受害作铺垫。接着写某些人的孤癖的审美标准：“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梅作为大自然的造化物，自有其生长发育的规律，只要出于自然，即“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就会有它的健康美的存在价值。这里是充分运用“曲”和“直”、“疏”和“密”、“欹”和“正”作鲜明的对照，读者从字里行间能看出作者对这种观点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从审美的角度说，这是上流社会矫揉造作、孤癖之隐;从文章的寓意看，这是专制主义者衡量人才的标准，扼杀人的个性的刀斧，也是“江浙之梅皆病”的原因。句句讲的是梅，没有一字涉及统治者用人取士，实际上处处在揭露统治者在用人问题上的颠倒黑白、迫害“正”“直”。按此观念去扼杀生机、束缚箝制个性自由发展的作法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绝非出于偶然，绝非出于一朝一夕。“未可”、“又不可”、“又非”三个词组分别领起三层意思，相承相转，将封建统治者及其帮凶的阴险和狡诈揭露无遗。“文人画士”虽“心知其意”，但不能公开宣扬，广加号召，将它用作衡量普天下梅花的标准;当然也无法命令天下之民都去“斫直”、”删密”、“锄正”，把天下梅都弄成畸形残缺，以为“为业”而“求钱”;当然更不是那些只知赚钱的蠢人通过苦思冥想所能奏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反动政策的实施不必由最高统治者直接动手，自有帮凶和走狗为之策划效劳。最高统治者只要有“孤癖之隐”，社会上就会有奴颜媚骨者去广为宣传，也会有卖身投靠者为之大动刀斧。腐朽的黑暗的势力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因此，文人画士将“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在“重价”这帖腐蚀剂引诱之下，就产生了“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的浩劫，江浙一带好端端的梅被摧残得支离残缺。文章连用了“斫”、“删”、“夭”、“锄”、“遏”等一连串动词，生动地叙述了梅之如何被摧残，反映了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对人性的压抑戕害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斫其正”和“养其旁条”的鲜明对照，更突出了专制主义的昏庸愚暗。“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一个“皆”字揭示了受害之“广”;一个“烈”字点明了受害之深。人性被扭曲到如此程度，怵目惊心!

龚自珍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只是停留在对社会的黑暗和腐朽的揭露抨击上，他还要以实际行动启发人们进行大胆的叛逆和公开的抗争。作者饱含对“病梅”的深切同情，以丰富的想像展开了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痛慨于梅之病，就付诸行动，多方购买，辟馆收藏，发誓疗之，恢复它们的天性。“泣之三日”，倾泻了对病梅的深情，他不仅为人才被扼杀而痛哭，也对自己备受困厄、无法施展的身世而慨叹。梅之受病，是由于“斫”、“删”、“锄”，因此疗梅就必须“纵之”、“顺之”，就必须“毁盆”、“解缚”、“悉埋于地”，即恢复它们的天性，任其自然生长。这里反映了作者为拯救和培植一代社会可用之材而采取的行动和措施。奇特的想像中寄寓着易于明白的道理： 对于梅来说，这是让它们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充分吸收土地中的养分，任情地自由生长，不再受花盆的限制，不再受棕绳的束缚，恢复本来的自然而健康的美姿;对于人才来说，这是让他们能够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从专制主义桎梏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使个性得以发展，使才能得以发挥。“予本非文人画士”，本非同类，志趣当然不同，但态度十分明朗，表现了作者不愿与腐朽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甘受诟厉”显示了作者无畏无惧的、昂扬的战斗气魄。“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态度十分坚决。作者并不满足于治疗一棵两棵或者三百棵病梅，而是要挽救一大批，乃至普天下所有的病梅。他很希望“多暇日”、“多闲田”、“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余生之光阴以疗梅”。“安得”两字正强调了一良好的主观愿望。“呜呼! 安得……”的结尾，极容易使人联想起杜甫的名句：“呜呼!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千载之下有余情： 相同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相同的有志救世、无力补天的境遇。作者坚定的决心还表现在他要“穷予生之光阴之疗梅”，把疗梅作为毕生之业，把解除封建束缚、培养人才作为毕生之业，并为之而奋斗。这充分表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雄心宏愿。龚自珍虽然看透了清王朝严酷的思想统治罪恶，但是如何冲破它，他的办法却是软弱无力的;他的决心虽大，但他既无权，又没势，力量十分单薄。因此，在“呜呼”的感叹中隐约其辞地流露了作者无可奈何的情绪。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经久郁积、发之肺腑之音。叙议之中夹着感慨，使文章的“情”和“理”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龚自珍的散文，摆脱了当时风行于文坛的桐城派文风的影响。他的散文根本不为“义理、考据、辞章”三合一的理论所束缚，而是体现了揭露时弊、经邦济世的思想家风貌。同时，在形式上又能独辟蹊径，建树颇丰。《病梅馆记》立意新颖奇巧，含蓄隽永，落句犀利警辟，充分发挥了散文的战斗作用。全文以梅为线索，由产梅而言病梅，由病梅而言惜梅，由惜梅而言疗梅，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文章表面上句句讲的是梅，没有一句题外的话，但记的是梅，说的是人，议的是政。托物言志，精巧的隐喻手法升华了文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