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郑燮文《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书，知新置田获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后，堪为农夫以没世矣! 要须制碓、制磨，制筛罗簸箕，制大小扫帚，制升、斗、斛。家中妇女，率诸婢妾，皆令习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 嗟乎! 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我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所以又高于农夫一等。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 经济自期，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捱人笑骂。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 且求居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 要礼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 其务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鉴矣。吾邑妇人，不能织绸织布，然而主中馈，习针线，犹不失为勤谨。近日颇有听鼓儿词，以斗叶为戏者，风俗荡轶，亟宜戒之。

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总是典产，不可久恃。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乎! 或曰：“世上连阡越陌，数百顷有余者，子将奈何?”应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亦板桥之家法也。”哥哥字。

(据中华书局本《郑板桥集》)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是板桥在范县任上写给堂弟郑墨的家信。此间板桥给郑墨共写过五封信，“第四书”写于乾隆九年(1744)。郑板桥无胞弟，与郑墨关系极为密切，亲同手足。

《第四书》是郑板桥以长兄的身份教诲弟弟怎样治家立业的家书。全文分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接十月二十六日的家书起笔，落墨于告诫弟弟勤勉地过农家生活，“靠田园长子孙”，求得“长为农夫以没世”。第二层，开首便摆出一个重要观点：“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然后作了详细说明，重点是论说士何以为“四民之末”。第三层，告诫弟弟要尊重农民，“待之以礼”;要重视农事，“务本勤民”。第四层，提出“一夫受田百亩”的主张，不求富贵，不事兼并，并凭此推论出“板桥之家法”。

在《第四书》中，郑燮勾画出一个封建社会理想的小地主家庭模式： 以农为业，以勤为本，尊重农夫，周济亲友，不侵人产业。郑氏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板桥家书，“绝不谈天说地，而日用家常，颇有言近指远之地”(《郑板桥集·板桥自叙》)，“第四书”正是这样，用平实的语言倾诉着日用家常之事。言近而指远，从治家之道的教诲中反映出社会追求、生活理想和思想蕴含，远远超出了治家立业的范围，展现了郑燮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部分。

“第四书”以寄写的对象郑墨为辐射中心，拓展出许多内容，思想容量丰富。这些内容以书信形式表述，如促膝谈心，亲切自然，款款动人。郑板桥向郑墨讲述了为业之道，为人之道。而为业之道的基本思想是： 以农为业，以农为乐，尊重农民，务本勤民。

郑板桥十分赞赏以农为业的生活。获悉新置田丰收的信息，他鼓励弟弟“而今而后，堪为农夫以没世矣”。主张家中妇女也要围绕着农事活动，“率诸婢妾，皆令习舂揄蹂簸之事”。郑氏要求举家人等不分男女都要以务农为业，务农为乐，从而呈现出“一种靠田园长子孙的气象”。郑板桥对这种以农为业的家庭，有量的规范，“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不可再行扩张，反映了一个小地主的生活理想。

正因为郑板桥重视农桑，所以尊重农夫，倡导务本勤民。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郑板桥把农摆在首位，而将读书之士人置于末等。这种思想，在郑板桥生活的封建社会里是有进步意义的。几乎和抑士扬农用了同样多的篇幅的，是对“务本勤民”思想的阐述。“务本”，指务农。我国古代认为农业为国民经济之根本，所以，致力于发展农业;“勤民”，尽力于民生。文中通过牛郎织女的故事来说明“务本勤民”是天帝的本意。

《第四书》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讲述为人之道。郑板桥关于待人接物的主张贯穿于书信的全篇，对这一点，以往的论家注意得不够。《第四书》从对穷亲友、农夫和有田产者三类人的态度中，说明了郑板桥为人处世的原则。郑板桥教育家里人要热情地对待穷亲友，天寒冰冷时，他们“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暖老温贫”简洁明朗地状写出对老人、穷人的热情真挚。郑板桥教育家里人要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应对农夫礼貌、怜悯、宽让。对待有田产的人，郑板桥主张不侵占其产业，一夫受田百亩足矣，“若再多求，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怎样对待穷亲戚朋友、农民和有产业者，郑板桥在其他家书中也有表述。如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中就有对待邻里、乡亲的态度的详细叙述：“汝持俸钱南归，可挨家比户逐一散给：……无父无母孤儿，村中人最能欺负，宜访求而慰问之。……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大数既得;其余邻里乡党，相賙相恤，汝自为之，务在金尽而止。”参照阅读这些书信，对郑板桥在《第四书》中表达的以上思想内容，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和了解。郑板桥待人接物的最高理想，则是“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不管社会上别人怎么做，自家要坚持“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郑板桥强调指出，这就是“板桥之家法”。这种思想恰好是儒家“出则兼善天下，入则独善其身”的郑记版。有此主张，所以郑板桥为官清正，“爱民如子”，与人交往“有忘其为长吏者”(《兴化县志》卷六);去官时，自己是“囊橐萧萧两袖寒”(郑板桥《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百姓则是“痛苦遮留，家家画像以祀”(《清代学者像传·郑板桥》)。

《第四书》短小精悍，文字虽少，表现手法却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写法，使得《第四书》的说理不仅亲切恳挚，而且有情有致。

善于运用对比手法阐述思想，是“第四书”表情达意的重要方法。短文两次运用了此种手法。一处是将农夫与士对比，说明前者为天地间第一等人，而后者居四民之尾。两相对照，既见作者的爱憎感情，又见当时士人阶层的世相，生动鲜明地表达了郑板桥抑士人扬农夫的思想观点。另一处是将两种妇女对举而出。一种是“主中馈、习针线”，“不失为勤谨”的妇女;另一种是听鼓词、玩纸牌“风俗荡轶”的妇女。对比中既见郑板桥规范的妇女模式，又见当时的一种世态——妇女中放荡不守规矩的坏风气，形象、具体地表述了郑板桥的妇女观的一个侧面。

将抽象的教诲具体化、形象化，是《第四书》表情达意的又一个重要方法。《第四书》是说理性质的文字，而且是一位相善24年在外为官的长兄对弟弟的教诲，这样的家书很容易写得平板、呆滞、生硬。但《第四书》却写来亲切、生动、真挚，这种艺术效果，直接得力于抽象道理具体化、形象化，并杂入民间故事，使说理情感化。在阐述“务本勤民”的思想时，文中引出牛郎、织女的故事，从探究牛郎、织女的命名本旨出发。郑板桥认为唐人咏牛郎、织女的七夕诗，不得真谛。“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 其务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鉴矣。”“呈象”，又作星象，指天帝命名织女星、牵牛星的意图;“昭昭可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其务”一句，说明务本勤民的意旨，在织女、牵牛的命名中表现是很清楚的。这样说理，就不仅不失之于抽象，而且有波有澜，有色彩。该文在说理过程中嵌入一些人间烟火事，从而使行文有人情味，有生活气息。在说明以农为乐的思想时，间入家中妇女习舂揄蹂簸，以炒米、酱姜招待穷朋友，以及霜晨雪早的暖身之术，“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可使“周身俱暖”，其乐无穷等描写，读来生动感人，农家之乐成为具体可感的存在。申明家法，按照常理自然应当是硬梆梆的说教，但郑板桥并没有板起面孔冷冰冰地教训幼弟，而是先以“或曰”设问：“世上连阡越陌，数百顷有余者，子将奈何?”然后以“应之曰”设答，水到渠成地道出：“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表达上既自然而又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