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张煌言诗《被执过故里》

苏卿仗汉节，十九岁华迁;管宁客辽东，亦阅十九年;还朝千古事，归国一身全。予独生不辰，家国两荒烟。飘零近廿载，仰止愧前贤。岂意避秦人，翻作楚囚怜! 蒙头来故里，城郭尚依然;仿佛丁令威，魂归华表巅。有靦此面目，难为父老言。知者哀其辱，愚者笑其颠;或有贤达士，谓此胜锦旋。人生七尺躯，百岁宁复延! 所贵一寸丹，可逾金石坚。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

(据中华书局本《张苍水集》，下同)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少尚武，扛鼎击剑，日夜不息。崇祯十五年(1642)举于乡。清军南下，张煌言与浙东人民举义抗清。八月至台州奉迎明鲁王朱以海，监国绍兴。从此成为鲁王政权的主要支柱，在极其艰危的形势下，领导义军打击清军。康熙三年(1664)六月，见大势已去，才解散部曲，居于县岙(今浙江象山县南)。其地为海中孤屿，荒瘠无人。同年六月为清军俘获，九月在杭州就义。

《被执过故里》作于康熙三年(1664)七月，为被俘后押至宁波时所作，表达了他壮志未酬、求仁报国的遗恨和心愿。诗题直言其事，点明作者的遭遇： 被清军逮捕押至家乡宁波。全诗围绕这一事件抒发内心的悲愤，表明自己对此事的态度和决心。

本诗为五言古体，共二十八句。从“苏卿仗汉节”到“翻作楚囚怜”十二句，紧扣“被执”二字，叙写自己生不逢辰，虽转战南北，而未能光复明室，最后反成清军之囚。前六句以苏武和管宁的故事作为对照和映衬。苏武出使匈奴，受胁不降，仗汉节牧羊，历十九年乃得放归;管宁则避乱局辽东亦达十九年之久。后六句则赋述自己经历。自顺治二年(1645)奉明鲁王监国至越，与清军血战，至今为清军所执，前后也整整十九年。然而苏武和管宁是以成功而荣归故国，而自己则以失败而辱过家乡。两相对照，一种作为囚徒的深切悲哀显得愈加强烈。“仰止愧前贤”一句，表达了这位爱国志士发自心底的遗恨，同时也显示了他崇高的民族责任感、严以待己的品格和令人仰止的风度和气节。从“蒙头来故里”到“谓此胜锦旋”十句，紧扣“过故里”三字，叙写和抒发作者重归家乡的见闻和感叹。前六句抒发了作者所见时代剧变的沧桑之感。作者蒙羞回至阔别已久的家乡，虽然城郭依旧，而人事全改，先前明朝的王土现在已是清朝的天下。正如作者在宁波公署所叹：“此沈文恭故第，今而为厩乎!”想到家乡人民遭清军铁蹄践踏，作者不由得又一次悲、愤、愧、恨交加，家乡父老曾经翘首以待，盼望义军能够把他们从民族沦亡的水火中解救出来，可是今天自己反成了清军的阶下囚，怎么向父老乡亲交代呢! 对敌人的愤激和仇恨，与自己内责的羞愧和悲哀糅合在一起，最后化作“有靦此面目，难为父老言”十个字。这两句诗虽然字字质朴无华，但是意蕴深厚，情感深沉，耐人咀嚼。后四句则通过人们对自己被执而归的不同评价，从侧面传达自己对于拒降而俘的态度。在被俘前，清军曾以礼招降，当时若降，则不仅能偷生于世，且享不尽荣华富贵，所以在那些丧失民族气节的“愚者”看来，作者之拒降真是不识时务，愚蠢至极。而那些对作者寄以厚望的“知者”，则为其被俘受辱而悲哀。然而也有识大体的“贤达士”，则认为作者能“百死不移其志”，故虽辱犹荣，甚至比那些功成名就的衣锦还乡之辈更能显示志士仁人的精神风采。在这里，从侧面反映了作者因坚持民族气节而产生的自豪感，这也是作者在悲愤愧恨之中所获得的惟一精神安慰。最后六句则直言表达了作者求仁报国的决心。在作者看来，人生于世，不在年高寿长，最可贵的是要有一颗热爱祖国、献身民族复兴事业的比金石更坚定的忠心。孔子曾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又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诗人生不能复国，遂决心以死殉国成仁。“求仁而得仁”还有什么遗怨呢! 这就是这位爱国志士留给后人的以生命铸就的金石之言，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为了崇高的事业不惜献出最宝贵的生命。

全诗的情感基调是悲壮昂扬的。在艺术上完全以心声的直接抒发为特征。全诗几乎没有一句景语，字字是意，句句是情，意和情编织出了作者的主体人格。可以说，这首诗最动人的艺术魅力，主要来源于作者的主体人格。如果作者失去了自身这种令人仰止的人格精神，那么这首诗就是虚伪的，空洞的，浮夸的。所以诗的力量不能离开作者的人格而存在。中国古代的诗文论，都非常强调文学与作者人格的联系，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就指出：“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把人品放在首位，而孟子也认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认为只有先了解其人，才能了解其诗。《周易·文言》则由强调人品，进而强调文学的真诚：“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一基本思想，后来又为六朝大文论家刘勰所继承。他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指出，一个成功的作家“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假如“雕而不器”，那么“贞干谁则”?也就是说，如果光有外美而无内德，就不足效法，也以人品为重。而张煌言生活其中的明代，无论是明七子，还是公安派，也都重视人品，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如李梦阳曾说：“夫诗者，人之鉴者也。”(《林公诗序》)而公安派则尤以人格性情为本，崇尚真性真情的自然流露。认为惟“不得已而鸣”，则矢口真言，可与“星日比光”(袁宗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只有“任性而发”，才能“令人夺魂”(袁宏道《序小修诗》)。当然，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必须有自己的形式要求，否则也就无所谓是“诗”。但若诗情诗意非从肺腑流出，也同样不符合诗的本质精神，同样不能感动人。虚伪矫饰是艺术的天敌，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艺术品，无不以真实作为生存的灵魂。张煌言这首诗虽然在用典方面显得比较陈熟粗糙，但是瑕不掩瑜，作者崇高的品格还是通过诗篇得到了再现，永久地感动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