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和古代神话·古代神话《附:褚斌杰先秦文体概述》

文体，指文学或文章的体裁、体制或样式。这里只讲文学。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作者在从事创作，为达到既定的效用，必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形式和篇幅、组织结构等，这样，就使文学产生了不同的类别，也就是各具特征的文学体裁。各种文学体裁，是在作家的艺术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它跟作品的思想内容一样，受着社会历史的制约，并且受着语言发展、作家创作才能等各种影响。我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名家辈出，而文学种类和文学体裁也十分繁富多样。因此，赓续不断的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各种文学种类、各种文学体裁争奇斗艳和相接递变的历史。

从上古至秦统一以前这一阶段的文学，习惯上称为“先秦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还处于我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初阶段，但众多的文体这时已经产生或已有所萌蘖。这些最初的文体或文学种类，对我国后世文体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对我国文学民族形式的形成，都曾起到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跟世界上各民族文学开始产生时的情况一样，我国古代文学早在文字尚未发明的远古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产生在当时原始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是原始诗歌和原始神话。由于当时还没有文字，这两种文学都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的，又称为原始口头文学。散文作为书面文学则产生于文字发明以后，我国文字最早掌握在巫史手中，因此最早出现的散文是巫史记事文——卜辞和铭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书写工具的进步，史学散文首先得到了长足发展，相继出现了记言体、编年体、分国记事体等历史散文著作。与此同时，伴随着学术思想的发展，又产生了以说理为主的哲理散文，又称诸子散文，其中包括了语录体、论辩体，以及寓言故事等多种形式。在诗歌领域，继原始型的二言诗之后也相继出现了四言体、杂言体以及我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所创造的楚辞体(骚体)等。这是我国先秦文学诸多文体的概貌，下面我们就这些文体的产生、主要特征和发展演变分别简要介绍。

一

从文学的体裁和形式来说，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起源于劳动。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艺术——诗歌，最初就是在原始人类所从事的劳动过程中伴随着劳动动作的节奏而形成的。关于这一情况，我国古人也做过一定的观察，例如我国古书《淮南子·道应训》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邪许”，就是指人们集体劳动时一唱一和，发出有节奏的呼声，借以调整动作、减轻疲劳、提高劳动效率的呼声。举重时是这样，从事其他劳动时也会是这样。如划船、拉纤、舂米、打夯等等，情况都是类似的。当然，单纯的劳动呼声还是谈不上什么诗歌作品，但它是原始人最初的歌唱，是后来有韵律有节奏的诗歌赖以产生的基础。“没有诗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节奏之于诗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郭沫若文集》第十卷《论节奏》)。我们可以想像，当这种有节奏的劳动呼声一旦被语言所代替或与一定的语词相结合时，语言便有了它的歌唱形式，于是一种具有节奏性、音乐性的语言艺术——诗歌，也就产生了。

我国原始型的诗歌大都是二言形式，这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在原始社会，生产技术幼稚，劳动动作也很简单，劳动时所产生的节奏往往也是极单调而短促的，因而伴随劳动动作所产生出来的诗歌，它的句式必然是简短的。二是诗体的形式总是与民族语言的特点及其具体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在远古时期，人们的思维和语言还都很简单，当时的汉语言，单音词比较多，即一个词由一个音节所构成;但一个单词并不能构成句式，也就是说，至少要两个词才能表达出比较明确的或相对完整的意思。由两个词构成一个短促的句式，与由劳动所派生出来的节奏相配合，就是原始型的最早的诗歌形式。

产生在远古时代的原始型诗歌，由于年代久远，当时又没有文字可以记录，因此保存下来的极少。我国古书中记载了一些据说是史前尧、舜时代的歌谣，如《击壤歌》、《南风歌》、《卿云歌》等，但都出于后人的伪托或改写，不可信(参阅朱自清《古诗歌笺释三种·古逸歌谣集说》)。只是在某些古籍中偶尔保存下来的一些质朴歌谣，从其思想和形式上看，比较接近原始形态。如汉代人赵晔所著《吴越春秋》载有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时的“肉”字)。”据说是黄帝时代古歌，虽未必一定如此，但其属于原始型歌谣体是大致不错的。它采用二字一句的形式，是一首原始人的猎歌。在古籍《周易》中，也保存了一些古老的歌瑶，例如《中孚·六三》中有一首写战争的短歌：“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诗歌起源于劳动，“歌的节拍又总是十分精确地适应于这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节奏”(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这种有节奏的语言形式，一旦形成，就会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反映生活和抒发感情的特有形式，因此，即使不在劳动场合，不作劳动伴唱的时候，它也同样作为一种诗歌的形式即诗体而使用着。

社会的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日益增多，语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如语法结构的复杂多样，音素、义素、词汇的增多，特别是双音词的大量出现.使得原有的二言体不能满足表达内容的需要，于是诗歌在形式上开始有所突破而向前发展。二言体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是四言体，这就是我国诗歌史上的《诗经》时代。

但从现有的历史资料看，四言体诗的确立也不是一下就完成的，它曾经历了一个过度阶段，也就是说，它曾有一个演化过程。从二言到四言的发展，我们从《周易》卦、爻辞所保存的古歌中还可以看到某些痕迹。如《离》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前一首是描写战争的，后一首是描写牧场剪羊毛、拾羊毛情景的。从形式上看，前一首主要是二言，第二句突破为三言。后一首二、三各半。这说明二言以后的诗体曾经历了一个不统一的时期，但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就是把句式加长以扩大容量，从而适应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语言的发展。但文体的变革必然不能完全脱离旧的基础，而把二言诗的两句重叠起来成为四言，则是最简便的方式。这样，一种被普遍地接受的新诗体——四言体诗便诞生了。

四言体诗，集中地保存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它收集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的周代诗歌，共三百零五篇。《诗经》各篇作者，绝大多数已不可考。总的看来，《诗经》中大部分是民歌，少部分是贵族作品。《诗经》中的诗篇都是入乐的，即都是配有曲调可以歌唱的。按传统它以所属乐调的不同，而分为“风”(十五国风)、“雅”(大雅、小雅)、颂(周颂、鲁颂、商颂)一共三个大类。《诗经》中的诗篇不仅与乐有关，有的与舞也有关，如《颂》诗，就是在祀神祭祖时扮有舞容，载歌载舞。“国风”中的有些民歌可能也与民间舞蹈联系在一起。在古代，诗、乐、舞本是经常结合在一起的，至少与音乐不可分。

《诗经》中的作品以四言为主，个别篇章也间以长短不同的句式，如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以至九言等，这种长短相间、伸缩自如的句式，在《诗经》里属于变格，不是主流。整个说来，《诗经》时代是四言诗体的时代。

四言体比二言体有了很大进步，首先，它延长了句式而扩充了容量，使大量双音词、连绵词得以入诗，这对更充分地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有很大作用。例如作为民歌体的《诗经》最喜欢用大量的重言词、双声、叠韵词来写物状貌，诸如用“喈喈”写鸡鸣，“潇潇”写风雨，“依依”写杨柳，“霏霏”写下雪，“泛泛”写波光，“坎坎”写伐木等，都传达出事物的状貌和声音，加强了表现力。双声词语如参差、栗烈、踟蹰、奋飞、玄黄等等，叠韵词如绸缪、辗转、泣涕、沃若、窈窕等等，不仅有利于唤起形象感，而且使声音谐美，增强音乐性。这些都表现了扩大容量以后四言诗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

其次，四言体比起二言体，韵与韵之间的距离间隔长了，这就为句法结构、语言修辞开拓了新的天地。如它可以设问：“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卫风·河广》)可以对比：“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小雅·大东》)可以呼告：“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魏风·硕鼠》)可以句中镶嵌虚字：“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卫风·氓》)等等，这都是《诗经》四言诗较常用的句法、句式，四言诗虽然简短，但有了灵活性，使人不感到单调。由原始型的二言体发展演进出四言体，确实是诗体的一大进步和解放。当然，二言、四言从语言发展看，并没有绝对的时间径界，只是大体上有所侧重。

四言体诗主要盛行于《诗经》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篇。但随着社会现实生活和语言进一步的发展变化，四言体的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了。这主要表现在语句终嫌短促，表达一个意思往住需要较多的诗句，特别是它以四字为一句，两个字一顿，构成了“双音顿”，即二拍式：如《诗经》首篇《关雎》第一章：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节奏虽然鲜明，却嫌太单调，而且使单音词和双音词的配合也受到某些限制。这种简单而短促的形式，不大可能表现日益发展、渐趋复杂的社会生活，因此《诗经》以后便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已是“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章太炎《国故论衡》)了。在春秋中叶以后至战国中期，诗坛一直比较沉寂，接着就是冲破四言体的束缚而出现的新诗体——“楚辞”，重新振兴了诗坛。

楚辞，是继古朴的四言诗体以后产生在当时中国南部楚国的一种新诗体。它的开创者是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屈原及其楚辞体作品的出现，开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个重要时期。

“楚辞”按其文义来说，是指楚地的歌辞的意思，它是一种乡土文学，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楚辞体，后世又称为“骚体”，这是由伟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而得名。楚辞在汉代又曾被称为“赋”。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称屈原“乃作《怀沙》之赋”。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也称“屈原赋二十五篇”。因此在文学史上便有了“屈赋”、“骚赋”以至“楚赋”等名称。实际上汉人把辞赋混称是不恰当的。“楚辞”是战国时代产生在楚国域内的一种新兴诗体，属于诗歌类;而“汉赋”却是适应汉代宫廷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半诗半文，或称带韵散文的作品。清代刘熙载在其《艺概》一书中论到“楚辞汉赋之别”时说：“曰楚辞按之而愈深，汉赋恢之而弥广。”又说：“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卷三)所谓“按之而愈深”和“尚神理”，正是指楚辞中所含的情和所具有的诗歌韵味说的，所谓“恢之而弥广”和“尚事实”，正是指汉赋以铺陈为能事，以叙事为主而说的。因此，把辞、赋两类不同的文体混淆起来，是当时在文体分类上不够精确的表现。

楚辞体文学是屈原的新创造，但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首先，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民间文学——所谓“楚声”和楚歌，就有着直接关系。楚国有素称发达的乐舞和民歌，在春秋时代，楚国的音乐和民歌被称为“南风”或“南音”。楚地歌曲的声调如何，我们今天已经很难详知，但从古文献保存下来的某些先秦楚歌歌辞如《孺子歌》、《越人歌》、《徐人歌》等来看，它们与产生在中原地区的《诗经》作品不同，都不是整齐的四言体，而且在句中或句尾都大量地运用了语助词“兮”字。这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屈原所创制的楚辞体与楚地民间歌辞的渊源关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楚辞体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楚地的民间“巫歌”。据历史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民间祭祀时，使巫觋(宗教职业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种流行在民间的祭祀歌曲，充满原始宗教气氛和神话色彩，往往带有丰富的幻想，富于浪漫情调。这对于屈原楚辞体诗歌的创造有直接影响。现存屈原作品中，《九歌》就是屈原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写成的;《招魂》也是根据民间招魂词的写法而创作的。这也可以看到屈原“楚辞”与这类楚国民间文学的联系。

另外，“楚辞”是在我国文学史上散文文学空前发展的时代诞生的，它也不能不受到这一散文高潮的影响。关于这方面，鲁迅先生就曾指出战国之世“游说之风寖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如屈原同时有苏秦者，……余波流行，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汉文学史纲要》)这是说，战国时代纵横家铺叙辞采的言辞和当时记录这些言辞的“繁辞丽句”的散文文体，无论从闳阔的篇章，汪洋恣肆的气势，自由灵活的句式，还是从接近口语的虚词的运用上，对于楚辞体的产生无不有着重要影响。

楚辞体在语言形式上主要有两大特征：一、句式上它打破了《诗经》的局促的四言格局，而代之以参差错落和更为灵活、自由的句式。例如《离骚》和《九章》基本上是六字句，《九歌》的句式则更为灵活多样，除六字句外，往往还大量地运用五、七字句。这种句式上的扩充和变化，明显地增强了诗歌语言的容量和表现力。二、语言特色主要表现在它的句式比较散文化和大量吸收方言词语入诗。所谓散文化，不仅表现在句式加长，更表现在它运用了许多口语虚词。以《离骚》为例，它反复使用的虚词就有曰、而、也、以、于、其、虽、夫、维、乎、焉、哉等等。这些语词在今天看来已属文言词儿，但在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当时的口语。它首先被改革了的散文吸收到书面语中，屈原也同样受到启示，把它们吸收入诗，变化使用，实际上是使这一新体更接近口语，变得通俗化。值得注意的是，楚辞的句式虽然比较散文化，但也是经过作者锤炼的，加上作品感情充沛、气势贯注、节奏性强，特别是语气词“兮”字大量而普遍地应用，因此，并不影响到它的浓烈舒长的抒情效果。同时，“楚辞”吸取大量的楚地方言土语入诗，更构成了这一文体所特有的浓厚地方色彩。

屈原创造了“楚辞”这种文体，在中国诗歌史上完成了一次伟大的革新。从此，在中国诗坛上除了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体以外，又出现了“奇文郁起”(刘勰《文心雕龙·辩骚》)的楚辞体。

楚辞体产生以后，在中国文体发展中曾经起到多方面的影响。

关于楚辞体的流变，可以从两方面来谈：

第一，屈原开创了楚辞体以后，继起者首先是楚地的一些诗人。司马迁《史记》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屈贾列传》)宋玉等诗人，可以说是继屈原以后运用“楚辞”这一新兴文体从事创作的第一批作家。楚汉之际，直到西汉时代，楚辞体颇为流行。我们不仅从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上看到这一点，而且还看到西汉时代出现了一批文人作家利用“楚辞”体的形式创作的作品。从此以后，楚辞体(“骚体”)在我国文学史上一直是作为诗体中的一个门类而历久不衰。

第二，楚辞对于汉赋，以及后世五、七言诗的产生和发展都起过重要影响。赋体作品的产生虽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它是吸取了楚辞的诸多方面的营养而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论及赋体来源时所说：“(赋体)拓宇于楚辞”，“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汉赋的普遍特征，如体制的宏伟，辞藻的华丽都打着“楚辞”深刻的烙印。其次，我国古典诗歌最早成熟的是四言体，最后定型于五言或七言。“楚辞”是最早打破四言句式的诗歌作品，它在参差不齐的各种句式中包括了五、七言诗的胚模。这不仅指它有某些现成的五言句或七言句，而主要是指它除两字顿的节奏外，还大量地创造和使用了三字顿的节奏。三字顿的节奏的出现，是使四言诗可以向五言、七言转化的契机。因为无论五言诗还是七言诗，都离不开“三字尾”这一重要特征。

总观先秦诗体的发展，除少数原始歌谣的孑遗二言体诗外，主要是四言和楚辞，即骚体。这两类诗体各产生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并在历史上形成了所谓“诗”、“骚”传统，对我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散文的产生和发展与诗歌不同。散文作为书面文学产生在文字发明以后。我国何时开始有文字，现在还不能断言。据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来看，上面已有若干刻划的符号，很可能就是中国原始的文字。甲骨卜辞的发现，则可以确凿地证明，至迟在殷商社会中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我国已有了初步定型的文字，同时也有了用文字记载的书面文献。文字最早在人民中间萌芽，但后来却落到巫史手中。我国早期的书面文献，就是巫卜记事散文。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是商代王室进行占卜时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简短记录，这些卜辞少则几个字，多则百余字，记录了当时占卜的内容和结果。这些简短的文字，虽然既不成章，也不成篇，但还是片断记载了关于祭祀、战争、狩猎和王者各种活动，它们是我国最早记事文的萌芽和原始形态。

我国古代还有一部关于占卜的书《周易》。《周易》的卦、爻辞产生得很早，其中多有产生于商末周初的文字。卦、爻辞中的记事虽然也很简短，但比起甲骨卜辞来已趋完整，并具有某些生动的形象描写，有的还用简洁洗炼的句子表达了某种生活内容和哲理。如：“履霜，坚冰至。”(《坤》初六)这是记录自然现象的。“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见《大壮》上六)这大约是用羊撞入篱笆的描写，比喻人在生活中由于做事莽撞，而陷入进退失据的窘境。“虎视眈眈，其欲逐之。”(《颐》六四)这是用老虎捕食写人的私欲之强烈和野心很大的，都十分生动而富有形象性，因此，《周易》中的文辞，是我国古代散文萌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巫卜记事散文之后，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古代历史散文。鲁迅说：“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加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也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国修著史书的传统开始得很早，汉代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是说古代王室很早就有史官的设置，他们在君王左右，有的掌管记事，有的掌管记言。这样，历史散文也就很自然地分为两类：一是记事体，一是记言体。

我国最早出现的一部记言体历史散文是《尚书》。“尚书”即上古书契、文献的意思。儒家曾尊它为经典，因此又称《书经》。全书分虞、夏、商、周四部分，虞书和夏书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某些传闻编写的，并非虞、夏时代的作品，比较可信的是商书和周书两部分。它们大都是由史官执笔记载的官方文告。其中有誓辞、诏令、诰言、训辞和政事语录等，主要用记言体写成，例如《商书·盘庚》篇，就是记载商代第二十代王盘庚为迁都而向臣属百姓的讲话，《周书·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辞，它们一方面属史官记录的历史文献，按后世文体分类讲，也属于诏令文、公牍文。这些文章体制，一直对后代中央王朝的公文有深远影响。

商代、西周是否另有记事的史书，因为文献有缺，已经不可知。但当时还有一种铸刻在钟鼎器物上的文字，称为铭文。这些文字大约也是由史官撰写，或记战功，或记赏赐，或颂祖德。殷代铭文一般简短，西周则渐繁多，如著名的《毛公鼎》所刻铭文已长达四百九十余字。这些记事文既是历史文献，又是后世器物铭文和颂赞体文章的渊源。

春秋时期至战国末年，是我国古代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学派众多，思想活跃，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散文的兴盛，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的论著，也就是重要的散文作品。因此，春秋中叶以后至战国时期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要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概括地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以记述历史史实、事件以及历史人物思想活动为主的历史散文。一是以议论、说理为主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从性质上讲，无论是当时的历史著作或诸子著作，还都属于学术著作，但由于这些作者在记事或说理中注意语言技巧，注意逻辑、修辞以至谋篇构思，有时还调动许多形象化手段，就使这些著作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史学、思想或政论著作，又具有了一定的文学价值。

这一时期出现的史学著作已有了新的面貌。如出现了以《春秋》和《左传》为代表的编年记事体与以《国语》和《战国策》为代表的分国记言记事体。

《春秋》，是取春秋代序为一年的意思，就借为编年体史书的名称。大约在西周时代，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便已有编年记事的史书，如墨子就说过他曾见到过“百国春秋”。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第一部编年史，乃是孔子修撰的《春秋》。《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写起，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止，简要地记载了二百四十年间的历史大事，全书共一万六千余字。《春秋》记述事件使用了简洁而谨严的格式，如它记事的结构，一般是以何年、何月、何日、何地、何人、发生何事、结果如何为先后次序，系年记事有条不紊。语言也朴素而精确，简明而晓畅，比起“佶屈聱牙”的《尚书》散文来显示出一定进步。

《左传》又名为《左氏春秋》或者《春秋左氏传》，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仿照《春秋》一书，以鲁君为编年世次，但全书规模庞大，近二十万字，文笔风采更富有创造性和显著的文学特点。其中不少篇章，对人物的记叙十分鲜明生动，故事首尾完整，层次分明，文章疏密相间，跌宕有致，格外引人入胜，是我国古代编年记事体史书的上乘之作。值得提到的是，《左传》在记述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活动时往往把当时流行和使用着的各类文体也引录下来，这就大量地提供了历史上的文体资料。如宋代陈骙在他所著述的《文则》中间，就曾经对《左传》一书所载文体加以例述，他说：“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词翰，备括规模。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陈骙所例举的八体是：一曰“命”、二曰“誓”、三曰“盟”、四曰“祷”、五曰“谏”、六曰“让”、七曰“书”、八曰“对”。其实还可以补充不少，如晏子之论“和同”，穆叔之论“不朽”，则属论辩体;虞人之箴，正考父之鼎铭，则属于箴铭体;鲁哀公孔子之诔，则属于哀祭体等等。这些文体通过《左传》的录存，为后世诸多文体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同时也说明我国繁富的文体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萌蘖，而且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诸子散文，主要是说理文。最初产生的诸子散文，大都为语录体。而后才向有组织有结构的论说文形式发展。

语录体，是指直接记录讲学传道者的言谈口语的一种文体。春秋战国时代，官学渐废，私人讲学之风盛行。许多学人或聚徒授学，或与时人辩论，由其后学弟子加以记录，汇集成篇，遂成语录体著作。最早的《论语》一书，就是记述孔子言谈的书。其中记录的有孔子与弟子或时人问答时的双方语言，也有被记录下来的孔子个人的片言只语。所谓语录并非有闻必录的速记，而是与学弟子们事后对老师讲学论道话语的追论，这就经过了选汰，所记往往是给他们印象最深、最为精彩独到的部分。所以《论语》中孔子语录，往往带有十分精辟的格言性质。例如：“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另外，还有不少关于问答和交谈性的语录，它带有交流性质，则更为生动。例如：“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 我待贾者也。’”(《子罕》)

《墨子》中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诸篇，与《论语》一样，是由其弟子分别记录下来的墨子语录。书中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十篇，每篇集中于一个主题，号称“十论”，很像论文，但实际是墨子弟子记录下来的墨子讲演辞，仍属语录性质。

《孟子》是孟轲晚年与弟子们在一起编纂的，全书共三万五千余字，基本上是一部对话语录集。孟子自称是一位“好辩”的学者，书中往往把论辩的双方言论及其整个论辩过程记录下来，记录的语气又十分传神，从而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但其中有某些章节篇幅较长，完全围绕着一个中心议题来发挥，实际上已接近于较完整的论说文，如《告子上》的“鱼我所欲”章便是。

《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内篇七篇为庄周手著，每篇加有概括全文主旨的标题，已是论文的形式。战国末年，《荀子》、《韩非子》两书中的主要部分都已是有标题的论文，显示出先秦诸子散文由语录体向论文体的发展轨迹。

我国先秦各家的散文，无论是语录体还是论说体，由于学派不同，都各自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如《论语》的雍容和顺，迂徐含蓄;《孟子》的灵活善譬，气势充沛;《墨子》的质朴无华，讲究逻辑;《庄子》的奇气袭人，想像丰富;《荀子》的层次清晰，论断缜密;《韩非子》的锋利峭刻，说理透辟;等等。真是各具特色，新颖多样，形成了我国古代散文史上的第一次发展高潮，并为后世各体散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先秦历史散文，在编年体的《春秋》和《左传》之后还又相继出现了分国记言、记事体的《国语》和《战国策》。编年体历史的优点，是可以依年记载所发生的大事，但也有它的局限，那就是往往会把一个历史事件跟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相割裂;分国史在记载事件和人物时则可以把所要记载的事件和人物相对地加以集中，因此为后世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开了先河。如《战国策》在《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晋毕阳之孙豫让》、《韩傀相韩》三篇中，就分别集中地描写和刻画了荆轲、豫让和聂政的一生主要活动和生动的性格特征。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便几乎原封不动地将其写入《史记》书中，由此可见，司马迁创造纪传体是受到《战国策》的某些启发和影响的。

三

我国先秦文学，除了诗歌和一般散文外，还有两种故事性的文学作品，即神话和寓言。

神话是流传在原始人类口头上的一些关于天神、怪异的故事。它们产生得很早，但被记录下来的时间却比较晚。我国古代神话，主要保留在《山海经》和《淮南子》、《列子》等一些古籍中。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周围的自然现象缺乏足够的科学认识和理解，便以幻想的形式来解释自然和表达他们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愿望，这就产生了许多神话故事。我国比较著名的神话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原始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对自然界的斗争。它们飞腾的想像力，曲折动人的故事性，对后世故事性文体如小说、寓言、戏剧等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重大作用。

“寓言”这种文学样式，最早产生于民间，它是广大劳动人民为了保存和传达某些生活经验而特意编制出来的一些生动、机智的小故事。它们在民间口耳相传，本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和游说之士，在宣传自己的学说时开始大量地吸收和借用这类民间小故事作为表意明理的手段，同时也有意地进行新的创作，从而使这一文学样式特别发达起来，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园地中一丛珍奇的花朵。

“寓言”一词最早出于《庄子》。《庄子·天下篇》：“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又《寓言》篇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有寄寓、寄托的意思。所谓“寓言”，就是作者把某些生活经验和所要表达的道理利用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些故事大都很简短，含有比喻和象征的意思。也就是说，从内容上看，它是一种社会经验和人们智慧的集中和概括;从形式上看，它是一种人生哲理的艺术化、故事化。寓言自觉地寓哲理和教育于形象之中，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有机结合。

寓言文学，是我国古代成熟得较早的一种文学样式。先秦寓言不仅数量很多，而且思想内容丰富，构思巧妙，含蕴深刻。据有人统计，现存《庄子》书中的寓言有一百八十一则，《韩非子》寓言二百二十三则，《列子》寓言才十九则，《战国策》中寓言五十四则(见陈浦清《中国古代寓言史》)，实际上散在其他论著中的为数也还不少，可见这一文字样式的发达情况。从思想内容上说，它无疑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和作家们高度的认识水平和深刻的洞察力;从艺术技巧上看，也表现得十分成熟，而且风格多样。如《孟子》寓言以善于描摹人情世态见长;《庄子》寓言以奇幻而出人意表见长;《列子》寓言以想像丰富善写人物心理活动见长;《韩非子》寓言以善取历史故事鞭辟入里的深刻性见长。先秦寓言文学，无疑是那一时代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那些古代智者留给我们的一宗宝贵精神遗产。不妨认为寓言也是后代小说的滥觞。

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初期阶段。从我国文体史看来，也是我国种类众多的文体开始萌芽的重要时期。我国文学发达，文体繁富，样式众多，后世的许多文体一般在先秦时代即已滥觞和有所孕育。古代文体论者有“文出于《五经》”的说法(见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清代章学诚也有各体文章皆备于战国的说法(见《文史通义》)。所说虽未必完全准确，但我国众多的文体于先秦时代即已产生，特别是后世许多新文体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受到先秦文学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先秦是我国文体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