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苏轼文《教战守策》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 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 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 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 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慄;闻盗贼之名，则掩耳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 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 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於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据文学古籍刊行社校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本篇是作者应制科考试时所写《进策》中的一篇。宋朝以策论取士，制科是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应试者根据命题所作的论文即叫“策”。“教战守”，意即要使老百姓在平时受到军事训练，以对付突发的战争。

论文一开始就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题，突出强调“教战守”的重要性。这样的行文，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之不得不看下去。下文就逐层论证。

作者先以古证今，从历史的角度总结正反经验教训。作者一反腐儒之见，认为三代(夏、商、周)之所以致治，并不是迂儒所说的“去兵”、以仁义感化天下，而是以“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的策略，使人民“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从而处变不惊，天下方得以安定。这里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宋代重文轻武，人民习于安逸，与三代截然相反，作者赞美先王，用以劝戒今上。宋代受腐儒思想的影响，以为礼乐文教可以化解兵灾，而三代之主则保持清醒的头脑，“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作者并不仅仅停留在“教战守”的表面上，而要求宋统治者从根本上居安思危，“不敢忘战”。作者更举出富有说服力的“开元、天宝之际”的事例进行反证，以警惕宋代统治者，不要重蹈唐室覆辙。

接着，作者又指出“王公贵人”与“农夫小民”，使之两相对比，以小喻大，深入浅出地进行类比论证，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辩证观点。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公贵人)“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很显然，作者意在指宋朝统治者“畏兵太过”，“畏民太过”，兵备松弛，兵权不专，一遇到意外事件，当然就会不堪一击了。作者因此提出忠告：“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即是说要人民习于战守之事，要“教民战守”。作者深察洞微，指出“今日”之可忧、可惧和“教战守”之必要。行文至此，“教战守”的必要性已十分清楚了。下面联系具体问题进行探讨。

当时的情况如何呢?“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以财物贿人以求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长久之计，战争势所必然而非“意外之患”，这就点出了“教战守”的紧迫性，“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正因为“用兵之不免”，而又无可用之兵，故而培养可用之兵，教民战守，才成为非常急迫的事情。

这样层层深入，步步进逼，就把话题转到如何教战守的问题上来： 首先要在士大夫当中树立起“尊尚武勇，讲习兵法”的风气，这样上行下效，必能影响整个社会。其次是下层官吏(即“庶人之在官者”)习“行阵之节”，再其次是“役民之司盗者”，亦即从民间抽调维护治安的百姓，教会他们武功技击。然后每年岁终，统一训练，进行考核，胜赏负罚。这些都是使民习于战事临危不乱的具体步骤。作者强调要自上而下，由缓到严，着重一个“习”字，所谓“习而有素”也。

在正面阐述了“教战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之后，作者又从反面驳斥了那种以为教民战守即是扰民的说法，他认为恰恰相反，教民战守适足以安民，“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再一次强调了“教战守”的重要性。

最后，作者以“今天下屯聚之兵”的“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的状况来论证教民守战之必要。兵骄易乱，使其不骄，惟有教民守战，收得干净利落。

由以上分析可知，本文的中心并不在於如何“教民守战”，而是论述“教民守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作者正是围绕这个中心论题逐层剥脱、由远及近、由浅入深、逼近本质的。作者能够反流俗迂腐之见，洞察入微，切中时弊;且文笔放纵，笔法灵活，运用历史故事，在理而不拘泥;能从小处落笔，大处着眼，实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议论散文，难怪宋仁宗看了这篇散文和其他策论连连惊叹，说是为子孙发现了一个宰相之才。从行文中可以看出，自首至尾，作者都隐隐地批判了宋初统治者重文轻武，“畏战太甚”，“畏民太甚”，“不知兵之不可去”，用迂儒之议的失策，非但有识，抑且有胆。

总之，本文具有纵横恣肆、闳衍浩大、挥洒自如的风格。选词用字精简准确，生动形象，都是本文具有感染力的必不可少的艺术条件。所以本文既是振聋发聩的“良策”，也是脍炙人口的美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诚如宗臣所云：“此篇文字绝好，词意之玲珑，神髓之融液，势态之翩跹，各臻其妙。”(《三苏文范》卷九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