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历史散文·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

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榖，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

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 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雠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於楚。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雠，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憗次于城濮。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 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鬭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

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晋师三日馆榖及癸酉而还。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乡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栾枝入盟郑伯。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

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 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卫侯闻楚师败，惧，出奔楚，遂适陈。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糜。”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及连榖而死。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 蔫吕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晋楚城濮之战是《左传》中继晋公子重耳出亡后的又一重大历史记事。这次战争是晋文公主国以后参加的第一次大战，也是晋楚南北两强争夺中原的一场激战。城濮之战的胜利，奠定了晋国霸业的基石。《左传》于鲁僖公二十七(前633)、二十八(前632)年连续记述和描写了这次战争的全过程，是叙写大规模战争的历史散文的鸿篇巨制，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这里节选的是鲁僖公二十八年记城濮决战的实况，以及晋向周王献俘、周王策命晋侯等战后的余波和逸闻。

本文依据战役发展和交战的情况大略划分为战前、决战、战后三个部分，每部分又包括若干段落。

第一部分所记是晋楚决战前的政治、外交斗争，晋楚将帅为此展开了智慧和策略的严峻较量。第一段，宋危急，再次向晋告急求援，晋君臣聚会谋划对策。针对晋文公提出的问题，先轸作出相应的谋策。他的计谋有明暗两手：明者，劝宋使者“厚赂齐、秦”，并请求齐、秦两国以他们的国力和威望劝楚退兵;暗者，晋拘囚曹君，并将曹、卫被晋占取的土地赏给宋，这是齐、秦所不知道的。楚是曹、卫的同盟，必然不肯坐视被晋宰割，这时即或齐、秦敦促楚解宋围，楚也绝不肯听从，那就会出现先轸所预断的形势：“(齐、秦)喜(宋)赂怒顽(楚拒不退兵)，能无战乎!”先轸的计谋足见兵法中诡谲用诈的特色。就晋而言，宋是引起齐、秦出兵攻楚的钓饵，而曹、卫则是晋算计利害得失、随意摆布的筹码。晋文公高兴地实行了这一谋划。先轸的胜算，轻而易举地使齐秦和楚陷入晋的掌握之中，从而扭转了战役初期晋弱楚强的局势。

第二段写楚成王的军事智略及其战略转变。晋与齐、秦的联合以及曹、卫同楚联盟的受挫，使知兵善战的楚成王立即改变了围攻宋国、进占中原的战略，决定实行退却的方针。楚成王率军退入方城，随后连命申叔自齐、子玉自宋退兵。显然，这是具有远见的决策。他对晋国的力量作了切实分析，认为晋文公是个不可轻视的对手，又引用《军志》里的三条经验说明晋、楚对比的形势，这是富有求实精神的。无奈楚将子玉是个缺乏头脑的蛮勇之夫，一意抗拒王命，不肯退兵。楚成王盛怒之下只给他留下少数兵员，听任其独断孤行。

第三段，子玉向晋挑战，晋将帅在谋略上再次挫败楚军。子玉要晋以“复卫侯而封曹”作为楚军“释宋之围”的先决条件。晋狐偃求战心切，主张立即出击，而先轸却将计就计，又提出了新的谋策。新谋策也是两手：一方面私下应许“复卫封曹”，借此离间曹、卫与楚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扣留楚使，激怒子玉，使他失去临战的冷静而莽撞行动。果然，曹、卫与楚全部中计，曹、卫告绝于楚，子玉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此时，子玉怀怒强战，愤然进兵，然而晋军并不立即迎战，反而“退三舍避之”，使楚军的锐气受到挫折，并很快引起楚军将士与子玉间的离心。晋军退避虽然名义上如狐偃解释的那样，是“报楚惠”守信义而不食言，实际上却是战术上的一种经验，是暂时避开敌人锐气的战法。晋军的这一战术行动，为决战作好了充分准备。

第二部分，从“夏四月”起，开始记叙战役的决战阶段。晋国君臣自出兵以来，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组成了以晋军为主而联合宋、齐、秦等的强大联合兵团，并会师驻兵在城濮。此时楚军据险列阵，这给晋文公增添了疑虑。晋文公毕竟是平生首次参加如此规模的大战，与三军将帅相比，他缺乏取胜的信心和力战的准备。他不仅疑心“舆人之诵”，还作起了恶梦。狐偃、栾枝等将帅纷纷前来鼓励文公，坚定文公的斗志。狐偃为晋文公“圆梦”的一段言辞实在幼稚可笑近于荒诞，但这种方式在那个时代确有鼓励人的欲求或坚定人的心志的作用。这一虚妄的记事，与后面写到的楚子玉梦河神的传闻一样，都是古代生活中富有神异色彩的插曲。

接下写子玉挑战，这是决战的前奏。鬭勃的语气十足地表现出子玉的轻狂和傲慢。形势虽已表明晋楚间已失去势均力敌的状况，子玉却全然不知，仍口出狂言。晋将栾枝的回答从容不迫，委婉中有坚定意向，表明晋军已有万全准备，只待决定胜负的一战。

作者又以简洁的文字介绍了晋军车马的装备，以及晋文公作战前最后检阅的情形。紧接着就由对军阵军容的静态描写转而记写战场上激战的动态场面。晋军的动向是记写的重点。显然，从发动主攻到战斗结束，晋军始终处于战局的主动地位。晋国上、中、下三军是分别实施不同战术的行动单位，无论先兵出击、佯败诈退，还是设伏夹击，都是构成全局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军行动先后承接，进退有序，灵活机变，动而不乱。而楚军却始终处于受制与被动的地位。楚军全面溃败，子玉仅幸免于死。至此，晋国已实现了预期的“报(楚)施，救(宋)患”的战略目的。

第三部分，是记晋胜楚败之后发生的几件大事。首先是晋军“馆榖”休兵三日，然后还师驻在衡雍，并且践土兴建土木，为周襄王建筑行宫。其次是郑国由依附楚转而归向晋，并与晋结盟。第三件大事是晋向周天子献俘，并且举行了隆重的策命典礼。策命和赏赐都意味着以天子的名义公开认定了晋文公为诸侯之长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春秋时期的献俘和策命已改变了它原有的性质(凯旋报捷)，成为诸侯向天子邀功的手段，天子出于维持王权的需要，就确定文公的权威力量。

以下两事都是补叙。一是记楚败之后卫成公惧罪，弃国出亡。为平定晋楚之战造成的诸侯国的震动与不安，周王命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另一是写战败后楚将子玉自杀。

城濮之战是一次时间长(持续近六个月)、规模大(仅晋国就出动战车七百乘)、参战国多(晋、楚、秦、曹、卫、齐、鲁、宋、郑、陈、蔡等)的大战役。整个战役中，列国间在军事、政治、相互关系方面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事件头绪纷繁。但《左传》作者能够居高临下，俯瞰全局，记叙专以晋、楚对抗为中心，分晋事、楚事两条线索，形成双线前进的叙事结构，有条不紊。如本文写晋、楚两国内部的军政情况各有特色。晋国于初战时，君臣上下团结同心，共谋大计，明确“报施救患，取威定霸”(见僖公二十七年传)的战略目标，因此事事有成谋。决战时刻，三军都有战术定策，一按计划执行。楚国从一开始，诸臣之间便出现歧议，对子玉主兵多有反对意见;决策中楚王与子玉又君臣相悖，坐失曹、卫盟军，因此决战时刻全军处于被动地位，既无强攻之策，又无应急措施。可见作者对复杂的战争生活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辨析能力，他能巧妙地组织史实，安排素材，不愧为史家的大手笔。

对城濮决战场面的描写，最能显示作者高超的写意笔法。决战时刻千军万马，很难细笔刻画一事一人，作者即用简括之笔把广大的战场划分为六个描写单位：晋国的上、中、下三军，楚国的左、中、右三军。晋下军是发动首攻的部队，专击楚由陈、蔡组成的右军。同时晋中军与上军诈退，设伏。楚左军贸然进攻时，晋军则迅速夹击之，致使楚左、右军全部崩溃，只有子玉中军“收其卒而止”。作者熟悉战阵形势，通晓兵法，如此厮杀混战的场面，仅以六军活动展示出全貌。

本篇出现的人物很多，在众多将帅中，作者着重表现了晋文公和子玉的性格特征。决战前，有对于晋文公心理状态的一段描写，作者通过“舆人之诵”和梦境细致地写出晋文公内心的焦虑，表现出这位初次经历大战的国君焦灼不安的心境。当战后听说子玉自杀的消息，作者又写：“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其喜不自禁的神态昭然纸上。子玉是个骄横傲慢的将军，对士兵凶残，对战事轻率而又专断，他是以骄取败的蛮夫的形象。其他人物，如晋将先轸、狐偃、栾枝，作者也作了一定的描写，他们长于察时审变，巧于出谋划策，城濮胜战全仗他们的足智多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