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畜牧经济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发达的。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畜牧生产的措施。政府采取各种赈灾措施,挽救牧民和牲畜。例如大德九年(1305)北方乞禄伦(克鲁伦河)部大雪,贾昔剌请买驼、马,补其死损,内府出衣币。(《道园学古录》卷十七)仁宗初,哈剌哈孙出镇北边,时值大雪,“转米数万石以饷饥民,不足则益以牛羊。”(《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孙传》)对牧场主的牲畜、牧场被人侵占,由政府出面理断,务使牲畜、草场归还原主。《元史·刑法》对偷盗牲畜的处罚有非常明细的规定。(《元史》卷一○四《刑法》三)《元典章》载,“禁杀羊羔儿例”、“禁宰年少马匹”、“禁休杀母羊”、“赏捕私宰牛马”。(《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宰杀》)这些措施,从法律上保护畜牧业的正常进行,使牧民有一个安定的草原,保护牲畜繁殖。实行轻税政策,马、牛、羊一百抽一,不到三十者免。在干旱缺水的草原上打井。是窝阔台时首创的一项业绩,以后历代皇帝不断在漠北草原凿井。元朝“其牧地,东越眈罗(今辽东及朝鲜北部),北逾火里秃麻(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北),西至甘肃,南暨云南,凡一十四处。自上都(多伦),大都以至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今西析利亚贝加尔湖以东),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元史》卷一○○《兵志·马政》)在这广大的地域之内,元朝建立了十四个官马道,牧养着无数的牲畜。不仅官营畜牧业发达,私人经营的畜牧业也很发达。贵族、富豪、官吏许多人都拥有自己的牧场和畜群。普通牧民也拥有自己的畜群。《经世大典·站赤》载:泰定元年(1324)三月,通政院分别贫富等差,”其有马驼及二十,羊及五十者是为有力。余无此数者,官给中统钞五十锭,补买与之。”(《永乐大典》卷19421)对民之贫乏者,仍户给羊百,牛马各十”(《黄金华文集》卷二四)边疆地区的畜牧业有更大的发展。大漠南的蒙古草原“畜牧为天下饶”,畏兀儿地区,特别是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裕勒都斯河流域水草肥美,伊犁马、焉耆马、绵羊久负盛名。甘州、肃州畜牧发达。西南地区的吐蕃,元朝统一后获得政治上的稳定,畜牧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云南在赛典赤·赡思丁的治理下,畜牧发展很快。元朝畜牧发展的另一因素是,中亚阿拉伯人的大批涌入,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的畜种,吉尔吉斯草原的名马,阿拉伯马、大尾羊等许多畜种在中国驯养成功,与中国本地种杂交,产生了一系列杂交新种,著名的“大尾寒羊”就在这时培养成功。北羊南移这著名的科学成就在元朝首创,由于生活在南方的回回人把北方的羊带到南方,结果在那里成功地驯养并培育出适合南方湿热气候的新羊种。同时元朝的畜牧兽医技术也有很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