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

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

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

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

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

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

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

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临组不肯緤，对珪宁肯分？

连玺曜前庭，此之犹浮云。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

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

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

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

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

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

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

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

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

自非攀龙客，何为来游。

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

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

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

买臣困樵採，伉俪不安宅。

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

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

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

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

英雄有迍，由来自古昔。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

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

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涂。

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

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

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

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

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

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

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

钟嵘论西晋诗，称：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诗品·总论》) “一左”即指左思。

左思出身寒门。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其妹左棻以才名被纳入宫，于是举家迁洛阳。左思仕履，大概只做过秘书郎、司空祭酒。他虽为权贵贾谧(晋惠帝贾皇后之侄)讲过《汉书》，还是附事贾谧的文人集团即所谓“二十四友”的成员之一，但关系很一般。惠帝永康元年(300年)贾谧被杀，他退居宜春里。次年，齐王冏召他做记室督，他称病不赴。太安三年(303年)，河间王顒的部将张方纵暴京邑，他迁家到冀州，几年后病死。

左思到洛阳以后，在若干年内是相当寂寞的。《晋书》本传说他“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以闲居为事”，虽是就他一生总的情况说的，而他步入仕途以前尤其如此。不过他终究用近十年的工夫写成了《三都赋》，轰动了洛阳城，在上层文士中赢得了荣誉。大概就因为这件事，后来贾谧让他做秘书郎。这在他正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他恰希望广泛接触典籍，来不断润饰他的《三都赋》。

左思的名作还有《咏史》诗。《文心雕龙·才略》说： “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一为诗，一为赋，在当时赋更有名。平心而论，无论从文学价值还是从对后来的影响看， 《三都赋》都远不能和《咏史》相比。《诗品》称他的《咏史》是“五言之警策”，不为过誉。

关于《咏史》的作年，说法不一。八首诗中第一首的作年可以断定，在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以前。因为诗里有“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句子，可以肯定诗写在“澄江湘”、 “定羌胡”以前。“澄江湘”即平吴，东吴孙皓降晋在太康元年(280年); “定羌胡”即平定鲜卑树机能的叛乱，事在咸宁五年。其他几首的写作时间，迄无定论。但我认为它们应该和第一首作于同时。只看那“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的英雄失路的处境，显然是还没有做官时的情形。再从各诗总的基调、愤世嫉俗的强烈程度看，也不象晚年所作。

然而这八首是否统一结构、一次完成之作?似不尽然。比如从内容上看，第一首和第三首、第二首和第七首，是比较接近的。如果八首是一有机整体，不应出现这样问题。这样说，不等于贬低这组诗，只是说它不是一气呵成，所以对各首之间的关系未尝留意罢了。下面我们依次做些赏析。

先看第一首，是抒写壮志。可以分四层看。前四句是第一层，写自己的文才。 “弄柔翰”是说善属文，把它看得游戏一般， “弄”字很传神。 “卓荦”是特出之意。他遍览群书而且识度不凡。 “著论”二句，表明他作文的标准相当高，要向贾谊、司马相如的名作看齐。次四句是第二层。 “边城”二句写边防告急， “虽非”二句，上句是客，衬托下句的主，着重说明精通兵书(古代有《司马穰苴兵法》)。以上两层说自己文武全才。第三层六句，抒写壮图，铅刀虽钝，贵在一割，何况人才卓荦，学以致用? “长啸”表现激情， “左眄”、“右盼”气吞敌虏，还显出从容不迫的风度，是他“梦想骋良图”的形象说明。第四层是末二句： “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志向何等超迈，态度又何等飘洒!如果说第三层写出了壮士的立功抱负的话，这两句却是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揭示了他的志趣和情操。

第三首是赞美战国时代两个人物：段干木和鲁仲连。段干木是魏国贤人，不趋势利，怀君子之德，不肯做官。魏文侯过其闾，总要在车上向他致敬。秦曾经打算伐魏，有人进言说： “魏君礼贤下士，上下相合，未可图也。”因此魏国免去了一场灾难。 (见《史记·鲁世家》)所谓“闲居隘巷，室迩心遐，富仁宠义，职竞弗罗，千乘为之轼庐，诸侯为之止戈，则干木之德，自解纷也”(《魏都赋》)，就是这诗开头说的段干木“偃息(卧床休息，言其安然不动)藩(庇护)魏君”的意思。 “希”是企慕。这两句同样是陪衬，为引出鲁仲连来。以下十句都写鲁仲连事。《史记·鲁仲连传》说，秦兵围赵国邯郸，赵王向各国求救。魏王派新垣衍劝赵王奉秦为帝，以解邯郸之围。时齐国高士鲁仲连游于赵，因见新垣衍，分析奉秦为帝对赵魏诸国的危害，使新垣衍放弃了劝赵奉秦的主张。秦将闻之， 兵退五十里。平原君欲封鲁连，辞而不受，说： “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这诗的要点，即在鲁仲连的这句话，亦即诗句所说“当世贵不羁”， “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之意。左思欣赏鲁仲连，就在这一点，第一首已有明确的表述。

《咏史》第二首是抨击门阀制度的。开始就用了“涧底松”和“山上苗”的鲜明对比，说二者所处地势不同，因而栋梁之材被孱弱的小苗遮蔽了，永无出头之日。他用这种自然现象比喻“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是由来已久的，他举了汉代金日磾、张安世两家为例，说他们的后代凭借恩荫自汉武帝到汉平帝七朝都做到中常侍、侍中的官，他们戴的武冠上都插着貂尾(见《后汉书·舆服志》)，而冯唐壮伟，年已老却屈居郎属，实在令人不平。泱泱炎汉尚且如此，更无论魏晋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左思生当这样的时代，其愤慨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他能说什么呢?他只说着汉代的金、张就足够了。

第七首的主旨与第二首同。不过他只说着穷士的一面，举的也是汉代的例子，如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和司马相如。不过意思却比第二首有发展，强调“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说“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迍邅，是困顿失路之意。就是说，自古以来，英雄都有不遇的时候。言外之意，是以英雄自许，眼前困顿，但未来却未可论定!古有主父、买臣之流，今则左思也。不过，英雄而不遇，不能不令人愤慨!因此“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后面应该用叹号!古今同慨，他的忧愤是十分深广的。

第四首美扬雄，第五首慕许由，第六首颂荆轲。这三首虽称颂的人物不同，但在蔑视权贵这点上却是一致的。如第四首：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 “冠盖”、 “朱轮”、 “金张馆”、“许史庐”、“击钟磬”、 “吹笙竽”，何等煊赫热闹，与“所讲在玄虚”、 “门无卿相舆”的扬子宅的寂寞，恰成鲜明对照。然而“悠悠百世后”，扬雄“英名擅八区”，而当初热闹一时的，反倒永归沉寂了。第五首虽没有明显的贬抑权贵之语，但“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所包含的辛酸和格格不入的感情，以及“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的决绝态度，已经充分表现了对权贵的轻蔑。而“振衣千仞冈， 濯足万里流”那高蹈出尘的崇高形象，那“千仞”、 “万里”的开豁胸襟，那生动、形象、高超的精神境界，千载之下使人神往。在这样的境界面前，谁还屑于谈那些龌龊渺小的权贵人物呢?第六首是把荆轲和权贵对比，以表达作者“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看法和态度。说对比，只是把作者对比后的结论告诉我们，他只写了荆轲酒酣哀歌、旁若无人和“高眄邈四海”的形象， 对权贵、豪右则未做具体描写。所以这诗以颂荆轲为主。他对荆轲的介绍，都本《史记·刺客列传》。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是对荆轲的总评价，因为他写的荆轲，是刺秦王以前酣饮燕市的形象，所以说他“虽无壮士节”;而说他“与世亦殊伦”的根据，亦见《史记》：“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深沉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他重荆轲而轻豪右，反映了他的布衣平民意识。

诗的末首，盖言世路艰难。先以笼中鸟有翅难飞作比，后以路途壅塞为喻。诗的基调和前几首相比，显得低沉些。他说到自己的困苦， “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他想摆脱困境，又无计可施。于是用苏秦、李斯“俛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的历史借鉴来安慰自己，得出“饮河期满腹”， “巢林栖一枝”的结论，是比较消极的。但我们看他“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的句子，知道他仍在为理想奋斗，并不只是为个人生活叫苦，而他在志不得伸、穷愁潦倒之余，用消极思想暂时冲淡一下自己的痛苦，也是人们所习见，不足为怪。

八首诗的内容已如上述，我们可以用抒壮图、愤门阀、美贤士、恨迍邅几句话来概括它。《诗品》评左思诗，说是“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与《咏史》八首很切合。这一点， 可以结合《咏史》的体制来认识。所谓“咏史”，当然是以诗的形式歌咏史事。最早以“咏史”为诗题者是班固。他那篇《咏史》是咏汉文帝时女子缇萦上书请以身赎父罪的事，赞扬她有孝道。全篇只用枯燥的说教，所以《诗品》说它“质木无文”。从体制看，是一诗咏一事。后来王粲、阮瑀都有《咏史》诗，或咏三良，或咏荆轲，曹植也有《三良诗》，疑是互相唱和的作品，也都是一诗咏一事，而流情感慨，非班固可比。但阮瑀又有《隐士诗》，咏四皓、老莱子、颜回、许由、伯夷等的安贫守真，几乎一句咏一个人物，已打破一诗咏一事的格局。稍后的杜挚，尝赠母丘俭诗，篇首称“壮士志未伸， 坎轲多辛酸”，中间排比伊挚、吕望等八人未遇时的苦况，然后绾到自己：“才非八子伦，而与齐其患”，希望母丘俭赠他仙药一丸以疗疾， “欲以感切俭求助也”。(《魏志·刘劭传》注引《文章叙录》)其诗体制与《隐士诗》相同，而诗的结尾与篇首呼应，主旨在于咏怀，中间咏史只是咏怀的手段，这一点应该说是对陈思、王、阮诸作的一个发展，而与左思《咏史》差近。不过这诗铺叙古人事，写法太机械呆板，未能融入个人感情，胡应麟说它“叠用入古人名，堆垛寡变”(《诗薮》)颇能切中其弊。

我们知道了《咏史》诗这一体制的发展过程，再来看左思的《咏史》诗，就不能不服膺他的创造，并认识它在诗史上的地位。何义门说： “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此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实际上，所谓“正体”只是这种诗体的原始形式，但不是完美的形式，因为它很容易陷入就事论事的套子。左思《咏史》则不是这样，但看“郁郁涧底松”、 “主父宦不达”二首，所咏已不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对自古以来一些重大历史现象的深刻思考，很富于哲理性，其胸襟、视野是前人不可企及的，所谓“讽谕之致”就含在这里面。这才算得是出色的《咏史》诗。至于何义门还说它“咏古人而已之性情俱见”，张玉榖说它“名为咏史，实为咏怀”、 “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已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古诗赏析》)，就更是左思的创造。到他手里，已把对历史的咏叹和对个人身世以及对所处时代的感慨交融得如此之好，这可以说是正式的开端。后来陶渊明的《咏贫士》、《咏荆轲》、鲍照的《咏史》、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直到龚自珍的《咏史》等等，都无不受其影响，其沾溉后人非一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