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 致养口体何陋邪!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这是一篇说古道今、意在讽谏的“诗史”式的作品，写于哲宗绍圣二年(1095)作者谪居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州)时。惠州为荔枝产地。当作者初食这果中珍品时，既对其美味爱赏不已，以至萌生出“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心愿;同时也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历史上有关它的种种骇人听闻的闹剧，而油然兴感，归之于“祸根”一类。当作者富于穿透力和辐射力的目光从历史掠回到现实时，他又意识到，当今武夷、洛阳等地争贡茶、花的情形正与汉唐两代进贡荔枝的情形相仿佛。这就使他更加难以遏制内心的深沉忧愤。这首诗便是在忧愤中一气呵成。

诗的前八句依次描写汉唐两代火速贡送荔枝的情景，虽是直赋其事，却颇具波澜开合之致。将荔枝定为贡品，专设驿站以备传送之需，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始于汉代，而汉和帝刘肇则是始作俑者。开篇“十里一置飞尘灰”以下四句便极写汉代传送荔枝时是怎样刻不容缓。“置”、“堠”，皆为驿站名。荔枝不同于他物，极易变质，非得在最短的时间内送达不可。这样，便不得不沿途设立驿站，为护送荔枝的专使提供食物与马匹;至于那些专使，则必须马不停蹄，昼夜兼程。“飞尘灰”、“兵火催”，即表现这种催运紧迫、急如星火的情形。不仅如此，更有甚者，那便是为了传送荔枝，不知有多少人“颠坑仆谷相枕藉”。“颠坑仆谷”，指传送荔枝的人马由于奔驰过疾，有的跌入土坑，有的倒在山谷。“相枕藉”，则形容死者纵横相叠的惨状。如果说这一句饱含对劳顿而死的生灵的同情、写得极“热”的话，那么，紧接着的“知是荔枝龙眼来”一句则充满对不惜使生灵涂炭的汉代最高统治者的鄙夷，写得极“冷”。杜牧《过华清宫绝句》其一有云：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里，作者乃反用其意，试图说明：运送荔枝、龙眼之事，扰民已久，劳民已甚，使得国人皆知、国人皆愤。不是吗?每当看到“颠坑仆谷相枕藉”的惨状，人们马上便想到这是因运送荔枝所致。作者便这样不动声色地鞭挞了汉代统治者放纵私欲、鱼肉人民的行径。汉代若此，唐代又复如何? “飞车跨山鹘横海”以下四句便转写唐代的情形。与汉代相比，唐代传送荔枝的速度加快了许多——遇山，则以飞车穿越;逢海，则用快船横渡。(“鹘”，本指鹰类猛禽，但古人常在船上刻鹘作为装饰，因而“鹘”亦可指代海船。)以致送达宫中时，依然“风枝露叶如新采”。尽管如此，其扰民、害民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两句便一针见血地揭露唐玄宗与杨贵妃嗜啖荔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宫中美人”，即指杨贵妃。据《新唐书·杨贵妃传》： “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作者既一无避讳地将这段史实檃括在诗中，更以典型化的手法对它进行了艺术处理，使其后果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在杨贵妃破颜一笑之际，运送荔枝的道路上，不仅尘土惊扬，而且鲜血飞溅，甚至千年以后仍见血流无已，真是扰民害民，莫此为甚!

中间八句以夹叙夹议的笔法，概写汉唐两代进贡荔枝的事件所引起的历史反响，寄慨既深，寄望亦切。“永元荔支来交州”一句落笔于汉代。“永元”，是汉和帝刘肇的年号。当时入贡的荔枝，多来自两广南部的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一句则着墨于唐代。“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其时，多取涪州(治所在今四川涪陵)的荔枝作为岁贡之物。显然，这两句是总括前八句所敷陈的内容。尽管早已时过境迁，可汉唐因进贡荔支而扰民害民、终于导致社稷倾覆的惨痛教训，人们却没有淡忘。“至今欲食林甫肉”一句表明，直到今天，想起天宝年间一味奴颜媚上、阿谀取宠、对进贡荔枝张大其焰的奸相李林甫，人们仍然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只是与此同时，却“无人举觞酹伯游”，这不免使作者略感遗憾。“伯游”指汉和帝时任临武县令的唐羌(羌字伯游)。他曾上书和帝，备言进贡荔枝的弊端，促使和帝下令罢贡。按理，他应得到后人永久的怀念与尊敬，然而如今却几乎没有人酹酒祭奠于他，只有作者算是在此诗中为之献上一瓣心香。这实际上也是暗示：敢于象唐羌那样正言直谏的人实已鲜见。唯其如此，作者才毅然挺身而出，为民请命：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这里，“赤子”，即黎民百姓; “尤物”，指荔枝一类的珍异物品; “疮痏”，借喻灾害。作者的愿望是这样虔诚而热切：他别无他想，只愿“天公”为怜悯黎民百姓计，不要再无端生出荔枝那样的尤物来祸害人间。倘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可免却冻馁之苦，那便是千载难逢的大祥大瑞之事了。这既是在向“天公”呼吁，同时也是在向皇帝进谏。因而，“莫生尤物为疮痏”云云，看似悖乎理，实乃顺乎情。它寄托了作者祈求皇帝体念民生疾苦、莫纵一己私欲的深长用心。

最后八句以一发而不可止的气势，由历史上进贡荔枝的事件切入现实中进贡茶、花的事。“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这是说武夷山地区向朝廷贡茶，肇始于宋真宗时的奸相丁谓;仁宗时的蔡襄则踵武其后。他们“争新买宠各出意”，为了压倒对方、讨得皇帝欢心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这种闹剧愈演愈烈，并不断花样翻新，“今年斗品充官茶”，便是明证。宋代有赛茶的风习，俗称“茗战”。选赛出的名茶，称为“斗品”。范仲淹《和章岷同事斗茶歌》有云：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而今，充作官茶(即贡茶)的尽属“斗品”一类，地方官争新买宠的用心岂不昭然若揭? 其间，该有多少茶农因此而转死沟壑? 想到这一点，作者忍不住拍案而起，厉声喝斥：“吾君所乏岂此物? 致养口体何陋邪!”既云“所乏岂此物”，则作者对“吾君所乏”必当另有所见——在作者看来，贵为一国之尊的皇帝所缺少的恰恰是爱民如子的仁政。这虽未直接挑明，却是明眼人都能识鉴的弦外之音。而“致养”云云，则是说一心在口腹上用功夫是何等鄙陋。孟子曾认为，事亲应当重“养志”而轻“养口体”。作者这里乃承其意而言。“何陋邪”，语意激愤，语感强烈，令人想见作者的怒不可遏之态。结尾“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两句慨叹流风所及，连忠孝之门也不能免俗，进贡牡丹，用笔更见深曲。“洛阳相君”，指钱惟演。钱惟演曾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留守洛阳，为使相之任，故称。其父为吴越王钱俶，因主动归降宋朝，被宋太宗誉为“以忠孝而保社稷”。所谓“忠孝家”，即本乎此。“姚黄花”，则是牡丹中的极品。作者于句下自注：“洛下贡花，自钱惟演始。”既有武夷贡茶在先，洛阳贡花本无足为怪;可怪的是钱惟演这样的忠孝之后竟也千方百计媚上取宠，这就具有特别的意义而令人不胜惋惜了。它至少说明：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鼓励，进贡花、茶一类名产，已成为举国蔓延的一种风习，各级官吏无论“忠孝”与否，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推波助澜。既然如此，对整个国家祸害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收束全篇，当可启发读者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沉思。而作为谪居遐荒的戴罪之臣，仍能勇于指陈时弊，这既显示了其过人的胆识，同时也表明他与下层人民始终心息相通。

“君不见”一段，百端交集，一篇之奇横在此。诗本为荔支发叹，忽说到茶，又说到牡丹，其胸中郁勃有不可以已者，惟不可以已而言，斯至言至文也。(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六)

耳闻目见，无不供我挥霍者。乐天讽谕诸作，不过就题还题，那得如许开拓。

(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

貌不袭杜，而神似之，出没开合，纯乎杜法。(纪昀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三十九)

起三句写，有笔势。四句倒入叙。“永元”句逆入叙，结上。“愿”二句，删好。小物而原委详备，所谓借题。章法变化，笔势腾掷，波澜壮阔，真太史公之文。(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