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曲子词

定风波·攻书学剑能几何

攻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骋偻？手执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康。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定风波·征服偻未是功

征服偻未是功，儒士偻转更加。三策张良非恶弱，谋略，汉兴楚灭本由他。项羽翘据无路，酒后难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皆自刎，当本，便知儒士定风波！

这两首词的原抄件今藏巴黎。由于抄写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故错讹甚多，几不可卒读。以上所录，是任半塘先生校理过的文字，见其《敦煌歌辞总编》卷三。

从文义推断，它们应是两个人的对唱。当我们司空见惯了文人词中占百分之九十九的独唱歌曲，再回过头来读一读这两首词，不禁会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民间词里还有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艺术表现形式！

揣想当年演出时的情景，很可能是由甲乙二人分别扮作文武二士，粉墨登场。“武士”斜眸白了“文士”一眼，露出鄙夷而不屑一顾的神态，挑衅地唱出了第一支曲子。他的唱辞可真够尖刻的，一开头就把文士们所致力从事的学业贬了个一钱不值——“你们儒生攻读几卷诗书，学两下子剑术，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出息？”(攻书学剑：汉代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见《史记》本传。后多以‘书剑”为士子的特征。)贬低他人，目的当然是抬高自己，故顺势带出第二句——“你们哪比得上我们这些在边塞沙场上大显身手的武士啊？”(争：怎。骋：逞。偻：聪明伶俐，机灵能干。)接下去三句，进一步炫耀自己的勇武：“瞧，咱武士手持铁一般坚实的长枪，宝剑磨得簇崭新，寒光闪闪象天上的明月，那才叫威风哩！”(绿沉枪：古代名枪。绿沉，深绿色。龙泉：宝剑的代名辞。)十六个字只写两件兵器，不着一话去描画人的形象。但武器精良如此，人物的剽悍更不待言。这便是侧笔的妙用，比正面写人要来得精彩。上片得意洋洋，风头出足，相形之下，文士已显得寒酸、猥琐、黯淡无光。但“武士”兴犹未尽，下片又加倍跌宕。换头处再次折回去用直笔贬抑儒生：“往昔立下战功的军人们才值得羡慕，别瞎吹什么儒士的德行和能耐如何之大了。”(康：大。当时西北方音读作“科”，故可与“何”、“”、“磨”、“波”等叶韵。)末三句更变本加厉，改用诘问口吻：“听说眼下四方边塞都燃起了烽火，请问你们这班儒生，哪位有勇气敢去平息战乱？！(狼烟：古烽火或以狼粪为燃料，敢其烟直而聚。)这一“军”“将”得极狠。盖上文云云，还不过是说文学不如武艺，本领高低，前途大小，见仁见智，无关宏旨，“文士”尽可笑而不答，以示雅量；而一旦问题涉及也不敢挺身而出，为国家戡乱，则事关儒士的人格和荣誉，非同小可，容不得装聋作哑了。然而，这问题又实在不好回答。倘若硬充好汉，投笔从戎，以书生文弱之躯去冲锋陷阵，即无异于犬羊之入虎口；如果自认怯懦，作龟缩之状，那么从此休想再抬头见人：真是进有所不能，退有所不甘，进退两难。在观众看来，“文士”已被逼到墙角，无路可遁了。演出至此已进入高潮，人们当饶有兴致地等着看那“文士”如何下台。这时，只见他不慌不忙，张口唱出第二支曲子来。

“你们武士那点能干算不了什么，咱儒士的能干更在你们之上呢！”(征服：原抄件作“征复”，窃以为当是“征夫”的音讹，不当改“征服”。功：当时西北方音读作“锅”。转：反而。加：超过，在上。)——反唇相讥，“文士”一甩手，也抛出两句大话。何以见得？自有历史为证：君不见汉高祖刘邦手下的头号谋士张良乎？那张良体弱多病，不曾率军作战，但他“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史记·留侯世家》)，楚汉相争，楚强汉弱，而终究汉兴楚灭，可全亏了张良的谋略！(三策：原抄件作“三尺”，任校改“三策”，盖谓张良多次向刘邦献呈妙计良策。然据《礼记·玉藻》，古代士人束腰丝带长三尺。唐王勃《滕王阁序》：“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三尺”正与张良的儒士身份相符，可通，不必改。说见蒋礼鸿先生《<；敦煌曲子词集>；校议》。恶弱：“恶”疑是“愚”的形讹。)“文士”拉出这面大旗只轻轻一晃，便化解了“武士”来势汹汹的进攻招数。脚跟既已站稳，下片就势反击：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垓下歌》)，武功不可谓不高吧？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张良的谋略面前，他还不是四面楚歌，走投无路，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翘据：原抄件即如此。不辞，待考。一曲歌：《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被汉军围困在垓下时，曾饮酒于帐中，对爱姬虞美人、骏马乌雅慷慨悲歌。)——弦外之音是：你们武士谁还狠得过楚霸王？什么绿沉枪、龙泉剑、“沙塞骋偻”之类的话头快快收起，休要再提了，匹夫之勇，何足道哉！一段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正面的启示，反面的教训，都已说尽，最后便自然而然地遥应前篇，以直截回答“武士”的诘问作收：以古例今，从来就是儒士平息战乱！(当本：原本。)我们书生最善于“定风波”，岂止“敢去”而已？那“文士”成竹在胸，辩口藉藉，眼见得这场“舌战”是他赢了。如若曲子词也援杂剧之例，须用小字注出演员临场时规定的表情和动作的话，此处必定是以“‘武士’垂头语塞科”而告结束。

从这两首词的创作倾向来看，作者当是下层社会的一位士子。创作动机也很明显，大抵当时的社会风气重武轻文，词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和伤害，因而借优伶之口为书生们吐气，到娱乐场上去谋取精神胜利。关于其创作年代，任半塘先生《敦煌曲初探》推断为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间(713—755)，虽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看其中充满着为国靖边戡乱以建功立业的自信心，格调豪健爽朗，确乎是有些“盛唐气象”的。

平心而论，安邦定国自必须文武并重，相辅相成，二士持论都不免失之偏颇；然而“武士”既自负沙场野战之劳在先，“文士”又何妨转而标榜一下帷幄运筹的重要，以“过正”来“矫枉”呢？词中喜剧的争执气氛，活脱脱表现出“文”“武”二士好强斗胜的个性，质朴可爱，并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我们民族那种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尽管这两首词的笔触还显得稚拙，但它们的艺术构思却是很精巧的。玉蕴璞中，其连城之价并不因表面的粗糙而遂掩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