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僧一相访，吏案正盈前。

出处似殊致，喧静两皆禅。

暮春华池宴，清夜高斋眠。

此道本无得，宁复有志筌。

此诗大约作于诗人为滁州刺史时。诗歌以答人为题，抒发其在官行禅的特殊的心理体验。

“山僧一相访，吏案正盈前。”首二句以两种不协调的情形表现诗人与僧人生活环境的不同。“山僧”，指琮公，着一“山”字，表明琮公身居山中，不与俗为伍，远绝尘世。“吏案”，指官方的案卷，着一“吏”字，突出诗人身系官场、羁于尘事。表面看来，琮公与诗人是两种心境完全不同的人，一个清净高爽，来去洒脱;一个则吏案盈桌，尘事缠身。那么琮公为何要去拜访他呢？ 是依附于他吗？ 不，在诗人与琮公之间还有一条十分玄妙的纽带，将这两个生活在不同环境之人维系在一起。

“出处似殊致，喧静两皆禅。”这正是他们的相通之处。佛家多在僻静清幽处闲坐冥想、诵经修行，而韦应物则以为，静处固然可以习禅，喧闹之处也可以习禅。禅宗主张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谓“最上乘，无可造，不施工力自然了。识心见性又知时，无心便是释迦老” ( 《山僧歌》，《禅与中国》 引)。只要心空无物，不染尘虑，即使身居官府，也如闲处山中，心静如井水。“悟者本无逆顺”，又何有喧静之别呢？ 韦应物所标举的这种喧中之禅与白居易所奉行的“中隐”十分相似。白居易《中隐》 诗说：“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它们都主张不拘形式，注重心灵的修行，从根本上超出俗界。前四句意思略有转折，首二句暗写琮公不满于诗人“吏案盈前”，有责怪意; 三、四句则以 “喧静两皆禅”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使琮公与诗人心境得以勾通。

“暮春华池宴，清夜高斋眠。”具体描写诗人在官府中的生活。“华池”，原指昆仑山上的仙池，此借指官府。诗人用纯客观的笔法再现他简单而自然的生活，不加点染，不加评述。那么在诗人宴饮、夜眠的生活中包含着什么呢？《景德传灯录》卷六中所记之事可作此二句注脚：有人问一位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禅师说：“用功。”问：“如何用功？”禅师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问： “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禅师说：“不同。”问： “何故不同？”禅师说：“他人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思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这个故事与韦应物所描写的宴饮、夜眠一样，生动体现了禅宗人人皆有佛性、事事任运自然的思想，从更深的层次补充说明了 “喧静两皆禅” 的道理，使人更清楚地看到虚静超脱的心境。

“此道本无得，宁复有忘筌。” 末二句照应全篇，进一步阐发喧中悟道的禅理。“忘筌”，即得鱼忘筌，得道忘言。佛家和道家都以此比喻求道者重在得道，不拘形式，《宝藏论》说： “得意忘言，一乘何异。”诗人反其意而用之，抒发自己对禅的更深一层的理解。常人或许会以为他喧中习禅，是得道忘筌理论的具体实践，而诗人则认为佛道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处处皆可见佛，而又不专存于某一处，佛性本来存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无所谓得与不得，既然无所谓得道，也就无言可忘。以鱼喻道，以筌喻言，故也无筌可忘。这种观点与 《顿悟入道要门论》 中所说的禅心 “不住一切处”的禅理是相一致的，它更深刻地体现了诗人习禅之真、悟道之透，把诗人喧中悟道禅理阐发得更加完善，更符合诗人的生活情趣，进而揭示了一个 “心常湛然，应用自在” 的悟者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