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公养马复养鹤，率性无机多脱略。

天生支公与凡异，凡情不到支公地。

得道由来天上仙，为僧却下人间寺。

道家诸子论自然，此公唯许逍遥篇。

山阴诗友喧四座，佳句纵横不废禅。

“支公”，名遁，字道林，为东晋著名僧人。他在25岁出家后，主要活动在浙江、苏南一带，晚年曾被晋哀帝召往京师讲《道行般若经》，弘扬佛法三年。作为般若 (梵语，犹言 “智慧”，或解释为脱离妄想，归于清净)学六家之一的代表人物，支遁曾致力于把早期佛教一直追求的 “内心澄静”境界与老庄玄学中“自然适意”的处世之道糅合在一起，从而为禅宗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皎然的这首七言古诗正从各个方面赞扬了支遁任性自由、无拘无束的高人逸趣。

“支公养马复养鹤，率性无机多脱略”二句开门见山，描摹出了支公任性无拘的高人风致。据《高僧传·支遁传》传载：“人尝有遗遁马者，遁受而养之。时或有讥之者，遁曰： ‘爱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谓鹤曰： ‘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乎？’ 遂放之。”从这里可以看出： 支遁养马，是因为 “爱其神骏”; 放鹤，则是不忍让“冲天之物”沦为“耳目之玩”。很显然，这些地方都充分显示了支公的不同凡响之处。事实上，作为一个醉心于般若学的高僧，支遁佛教信仰的归宿便是：“驰心神国”。他在《阿弥陀佛像赞并序》中就具体描绘过这种“神国”的景象。在那片 “神国”的乐土上，人们再也找不到世俗社会中那种王制班爵的等级制度，男女老少都极为清净，人人都按佛教教义生活在庄严宏伟的馆宇宫殿和瑰丽奇幻的苑囿池沼中。置身于其中，人们自然会摒绝一切世俗之情，用诗人的话来说，正是所谓 “凡情不到支公地”。

“得道”以下四句，皎然用夸张的手法写出了支遁的天心聪慧，并强调指出了他在糅合老庄玄学与佛学方面的独到建树。据说支遁“幼有神理，聪明秀彻……卓焉独拔，得自天心。” ( 《高僧传·支遁传》)正是凭借着这种聪慧的天资，支遁才在佛学和玄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相传，支遁早年曾借注《庄子·逍遥游》的方式，阐发了一种 “圣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的无拘无束的人生哲理。当时东晋的文人士大夫听完支遁的这番高论后，莫不叹服他的 “标揭新理， 才藻惊绝” ( 《高僧传·支遁传》)。

支遁不仅在佛学和庄学方面具有极高造诣，而且颇具文学才华。除了草书、隶书闻名于世之外，他还经常写诗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志趣。晚年移居山阴 (今浙江绍兴) 之后，他往往在讲经之余结交大量诗友，像当时著名的诗人王羲之、孙绰、许询都曾经是他的座上宾。正因为支遁在与诗友结交酬唱的过程中既留下了不少清辞佳句，同时又能保持佛家的内心冥寂，所以皎然才称之为 “山阴诗友喧四座，佳句纵横不废禅”。

总之，皎然的这首七言古诗以十分灵活自如的形式，传神地刻画出了支遁这位东晋高僧的飘逸之姿，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佛门弟子对老前辈的崇敬、仰慕之情。当然，皎然描写的实际已不是当年真实的支遁，而是他自己心目中的“支公”。也就是说，他是以后代禅僧心目中的理想僧人的 “人格形象”来刻画摹写 “支公”的，实际上这种描写也正是皎然自己理想生活的外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