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轼

论画以形似， 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 定知非诗人。

诗画本一律， 天工与清新。

边鸾雀写生， 赵昌花传神。

何如此两幅， 疏淡含精匀。

谁言一点红， 解寄无边春。

〔鄢陵〕今河南鄢陵县。〔王主簿〕长于花鸟，生平不详。主簿，官职名。〔边鸾〕唐朝京兆人，长于花鸟、折枝。〔赵昌〕北宋画家，字昌之，自号“写生赵昌”。

本诗是苏轼以“议论为诗”的代表作。

起首四句，作者先以论画、赋诗的错误论点为矢的，加以劲射。紧接二句树起自己的论点，诗画应是自然天成。再以边鸾、赵昌的画作铺垫，赞颂王主簿的两幅折枝画不但“疏淡含精匀”，而且能以“一点红”“寄无边春”。

苏轼在这首诗中提到的形与神，一直是中国绘画美学的核心问题。中国画史上最早提出形与神问题的是顾恺之，他主张要“以形写神”，要求传神应在“美丽之形”中。到了南齐时，画家谢赫提出了中国绘画创作和欣赏的最完整标准，即以“气韵生动”为第一准则的“六法”。而苏轼的“神似”论，对后世的诗画创作、批评及欣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把“神似”放在首位加以推崇，这是针对当时世人多片面追求所谓“着题”和“形似”弊病的。因此，作者在诗的开头四句即点出这种错误观点，并毫不客气地断言，评论画的优劣以“形似”为标准，就象幼稚的儿童那样无知;赋诗只徒具诗的外形，而不能传达诗外之神韵，一定不是真正的诗人。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这样重视和强调“神似”，并不是认为“形似”无足轻重，而是反对专以“形似”为满足。“边鸾”二句即可为证。在这二句诗中既强调了画的“写生”和“传神”，又注意写出了“写生”和“传神”所凭借的是实形“雀”和“花”。由此可见，“神似”是以“形似”为依托，是“形似”恰到好处、至善尽美所自然流溢出来的。苏轼所赞许的是既能形似更能传神的作品，他所否定的只是没有神韵的形似之作。

“诗画”二句作为从说理到咏画的过渡，不仅是对以上四句的总结，且为下面咏赞王主簿的画树立了理论标准，使读者能更好体会画家的传神之笔。“诗画本一律”提出了诗画合一的部题，就是平时所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但这并不是说诗就是画，画就是诗，而是提倡诗和画都要追求一种美妙的意境——“天工与清新”。“天工”“清新”不仅能用花鸟鱼虫这样具体有形的物象来体现，而且画面中大量空白的存在往往更能表现气韵的生动。王主簿的折枝画“疏淡”、“精匀”，只点染寥寥数笔，却有无限风情，就是利用了空白能使灵气往来和生命流动的妙处。

最后“谁言”二句，赞美王主簿的折枝画能以传神之笔，寄无限春色，边鸾和赵昌的花鸟画何如王主簿!正如通常所说的“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诗人、画家能在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无限、表现无限，既超越自然，又切近自然。所以，苏轼在这首诗中向我们暗示了一条鉴赏中国诗画的方法，即不仅要着眼于它所抒写的客观物象，还应透过它们的外表，看到其中注入的意念和感情，注意主客观两方面融合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