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713-765)一般是指唐玄宗开元、天宝到唐代宗大历年间五十余 年的历史时期。

开元时期和天宝前期，唐朝的政治经济都达到了鼎盛，政治的清平、 经济的发达，又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张旭、怀素、颜真卿等的书法，吴道子、 李思训、王维等的绘画，李龟年、董庭兰、许和子、李谟、黄幡绰等的音乐都 出现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最高的还是诗歌。

经济的繁荣和相对宽松的政策，使得绝大多数士大夫生活安定富裕， 一艺之长，即可以名扬天下，其中，又以诗歌的地位最高，朝廷以诗取士， 文人以诗相高。诗写得好，名誉地位都有了。比如李白，诗写得好，就可以 “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所以文人对写诗趋之若鹜，全力为之。如 此广泛的基础，自然会产生出一批光照千古的大诗人来，盛唐诗歌也因此 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史的顶峰。

盛唐诗歌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名家辈出，佳作迭现。中国诗歌史上的 两座高峰——李白和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还有王维、孟浩然、高 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崔颢……群星璀璨，光彩照人，名篇巨制，俯拾 即是。

盛唐气象，使文人士大夫们都有一种恢宏之气，他们对功名的追求， 已经远远不是初唐文人那种简单的对富贵荣辱的向往，而是希望能够济 世报国，匡扶社稷了。所以盛唐诗歌总体来说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这 种精神，在边塞诗中，是一种壮美异常的豪情;在田园诗中，是一种宁静幽 远的恬静;在李白的诗中，是一种大鹏展翅般的恣肆浪漫;在杜甫诗中，是 一种忧国忧民的顿挫沉郁。

不得不提到的是爆发于天宝十四载(755)而持续了八年之久的“安史 之乱”。它不仅给唐帝国以巨大的打击，使之从此一蹶不振，而且也几乎震 碎了盛唐诗坛，大批的诗人竟至不知所终，而开元时期最著名的两位诗人 王维和李白，一个因做过安禄山的伪官而潜心向佛，一个因加入永王磷叛 军而成为囚犯。但是，杜甫却因此写下了无数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和民 生疾苦的诗歌，使盛唐诗坛不但没有因为“安史之乱”而沉寂，反而更加辉 煌壮丽。

盛唐诗歌已经完成了陈子昂提出的诗歌革新任务。从体裁上讲，古 体、近体诗都已经完善。古体诗在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中占有很大的比 例，而近体诗，则不仅格律完全成熟，而且在诗人手中已经运用自如了。

盛唐诗歌完全扫荡了六朝以来的绮靡文风，而代之以清新刚健而又 绚丽多姿的崭新面貌。

王维、李白、杜甫是盛唐时期前、中、后三期的杰出代表，尤其是李白 和杜甫，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和现实主义诗歌的顶峰。

王维和李白同年(701)出生，去世也仅比李白早一年(761)，但他成名 却比李白早得多。王维于开元九年(721)二十岁时即进士及第，当时已经 名满天下，而李白直至天宝元年(742)四十二岁时才被征召入京。王维是 唐代诗人中少有的诗、画、音乐都达到超一流水平的全才，是李白入京以 前当然的文坛领袖。他的诗歌，既体现了盛唐前期文人积极进取，希望建 功立业的昂扬之气(边塞诗)，又表现了人们热爱山水田园的生活情趣(田 园诗)。王维的诗歌非常美，甚至被苏轼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但 是他一生好佛，“安史之乱”时做了伪官，虽然并没有被治罪，但多少还是 有些不好意思，所以晚年更是潜心事佛，“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 张少府》)，又有消极的一面，尚不足以完全体现盛唐风貌。

李白得名也很早，但都是在江浙和湖北、山东一带闹来闹去，没有进 入以京城长安为中心的文化圈核心。从他的《与韩荆州书》看，他是很想进 入政坛和这个文化圈核心的，直到天宝元年被征召入京，被贺知章称为 “谪仙人”，又受到唐玄宗的礼遇，才真正名动京师，进入了这个核心。虽然 在京城只呆了短短的三年，就被“赐金还山”(其实是被很礼貌地赶出了京 城)，但却并没有被赶出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他此后十一年左右的漫游，反 而因为仕途失意对现实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写出了一些有批判精神的好 诗。

李白在政治上，既没有王维那样的超然淡定，也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刻 执著，他的政治见解有时是很幼稚的。话说得很大，但骨子里却是天真和 狂放，所以晚年才会有卷入永王磷叛逆案的灾难。

但是在诗歌创作上，他却是无人能及的天才。他的诗歌充满一种昂扬 积极的浪漫精神，即使在人生不得意的时候，所表现的也是一种健康的情 调，可以说是盛唐在“安史之乱”前的极盛时期的社会缩影和精神体现。

和王维、李白相比，杜甫可以算得上是“纯儒”。他自己说他的一生受 家族遗传，一是“奉儒守官”，希望走儒家所推崇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仕途 道路，路虽然没有走通，但一生忧国忧民的民胞物与精神却始终没有动 摇;二是“诗是吾家事”，杜甫引以自豪的先人，一个是既有赫赫军功而又 为《左传》作注的杜预，一个是初唐著名诗人、祖父杜审言。

“安史之乱”前，杜甫的诗名虽然已经很大，也写出了《兵车行》《丽人 行》《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光辉诗篇，但尚不足以称“诗 史”，更不足以称“诗圣”。

“安史之乱”杜甫是亲身经历了的，包括后来的流寓西南。他身杂难民 之中，亲眼见到国家的残破和亲身体验了人民的苦难，更激发了他的爱国 热情与诗歌创作的激情。从《哀王孙》《悲青坂》《悲陈陶》“三吏”“三别”《北 征》到临死之前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他用如椽的诗笔，记录了这一段 历史，世上疮痍，民间疾苦，无不尽现笔底。“随举其一篇与其一句，无处不 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叶燮《原诗》)，无愧于“诗史”“诗圣”之名了。

李白和杜甫，是盛唐诗歌的两大高峰，也是中国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 两大诗人。韩愈在《调张籍》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是对他们 最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