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唐的宫廷诗人仍在创作他们华美却苍白的宫廷诗歌时，诗坛上逐渐崛起了一个来自寒士阶层的新进诗人群体，他们就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他们都以诗文兼长而扬名海内，而且都具有自觉的诗风革新意识，努力拓新诗歌的主题和题材，使诗歌从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展现出新的时代风貌。

四杰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卢、骆二人的年龄长于王、杨，四人都是少年天才型的诗人。骆宾王7岁作咏鹅诗，被称为“神童”;杨炯10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 王勃6岁解属文字，16岁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20岁为邓王府典签，披览文书，“略能记忆”。然而，同是年少才高，却也同是位卑人微，遭遇悲惨。这种人生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他们以寒士的不平心态批判上层贵族社会，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并在诗中表现出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中下层文人长期以来被压抑的理想和期待。

初唐四杰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的诗歌创作宣告了唐诗气质的最初成型。首先，他们的诗歌实现了精神气质上的改造，以昂扬健康的人生态度代替了寄情声色的庸俗之气，用青春少年的热情歌唱代替了缺乏生气的短歌低吟，为诗歌注入了匡时济世和建功立业的壮阔情思。与在他们之前的诗歌相比，同样写都市繁华，四杰的诗从一味铺陈奢华转为对耽于享乐生活的揭露和讽刺，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极写宫殿林苑的富丽豪华之后，笔锋陡转，“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写出了所谓荣华富贵的烟云幻灭; 同样写别离，四杰的诗变凄戚为悲壮，如王勃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写得充满豪情，令人慷慨不已; 同样咏物，四杰的诗不再是使才逞博的文字游戏，而往往托物寄慨。如骆宾王《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切合自己的身世遭遇，一股孤傲之气溢于言外。也就是说，四杰的诗歌中出现了强烈的主体情怀，气骨苍然，这是对唐诗最重要的贡献。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的创新还表现为他们对于新诗体的努力建构。他们的语言讲究排偶而不堆砌，色彩鲜丽而不秾艳。在体式上，卢、骆两人擅作长篇歌行，参用赋体章法，开拓了七言歌行这一“极能发人才思”的诗体的表现功能;王、杨两人以律绝取胜，他们的律、绝明净凝练而含思蕴藉，如王勃《山中》：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情景交融无痕，表明近体诗在他们手中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