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繁荣最辉煌的时期。据《全唐诗》及其有关补遗所载，现存诗有52 000余首，作家2 300多人。数量之多，作者之众，内容之广，风格流派之繁，体裁样式之全，均堪称空前。

从题材内容看，唐诗几乎深入到唐人生活的每个领域，大至国家兴衰，政治得失，社会动乱，战争胜负，民生疾苦，诸如盛唐时的对外用兵，盛唐至中唐转折时的安史之乱，以及人民在其间受到的征戍与诛求之苦，中晚唐的三大痼疾——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争倾轧，无不写入诗中，号称“史诗”的作品，不计其数。小至琴技棋艺，书理画趣，虫鱼鸟兽，亦莫不入诗。至于那些描写自然田园，歌咏日常生活，抒发离情别绪，赞美建功立业，向往渔樵山林等传统题材，更多如雨后春笋。而且形式各异，有纪游体、寓言体、赋体、传记体、传奇体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诗在反映现实的广阔性和深刻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前代。它们从许多方面接触到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如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腐败无能、拒谏饰非、斥贤用奸，都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谴责，有的甚至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以至后人无不感慨道唯唐人方敢如此。同时他们对农夫织妇所受到的种种压迫与剥削充满了深切的同情，描写下层人民的生活已成为诗歌创作的一大内容。它们还提出了妇女问题、商人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凡此种种都是前代诗人没有或很少写到的。

从风格流派看，更是百花齐放。仅就盛唐而言，“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高棅《唐诗品汇总序》)。其中，孟襄阳(浩然)、王右丞(维)等人，高适、岑参等人还被后人奉为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在盛唐之前，还出现过以华丽壮美著称的“初唐四杰”体和以精工纤巧著称的沈宋体;在盛唐之后，还出现过以清丽精雅著称的十才子体，以平易通俗著称的元白诗派(亦称长庆体)，以奇警峭劲著称的韩孟诗派，以精深婉丽著称的温李诗派等。

具体而论，唐诗派别虽多;但总体而论，唐诗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能把充实的内容与饱满的感情，高度的写作技巧与纯熟的表现方式完美地结合起来。而这几个因素本是诗歌的基本因素，唐诗不但能兼而有之，且能将其炉火纯青地融为一体，故而能登上诗歌的顶峰。唐之前的诗并非没有充实的内容和饱满的感情，但苦于表现方法、艺术技巧尚不能像唐人那样随心所欲，作起诗来难免有些板滞拙涩，缺乏活泼流动的韵味与风情;唐之后的诗并非没有高度的写作技巧与纯熟的表现方式，但很多内容和感情早已被唐人表现得淋漓尽致，很难再有所创新，故而作起诗来难免或多从形式及人工安排上用力，或摆脱不掉因袭的成分，使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应有的情韵。但唐诗则不同，历史的机遇使它处于一种最佳的处境。它一方面能保有充实内容和饱满感情，一方面又能在写作技巧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因而唐人几乎开口便能写出好诗，如“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回乡偶书》)“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寻隐者不遇》) 感情真切，情趣盎然，仿佛一切皆从胸中流出，并非在有意为诗，但写出来的却是一派有如天籁的真情神韵，这正是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可及处。

就体裁形式看，中国古典诗歌的各种体裁，包括“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诗薮》外编卷三) 唐人发展了汉魏以来的五七言古体诗，既保有其古朴淳美的固有本色，又增加其生动流走的新貌，特别是能吸收唐以来近体诗的优点，使其声情更加婉转优美，摇曳多姿。七言歌行体在六朝时尚属初起阶段，至唐亦蔚为大国。即使是从南北朝起即已失去其音乐性的乐府诗，在唐代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李白尚喜借旧题写时事;至杜甫则发展为“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专写新题乐府，从本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传统;至白居易，更团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使乐府诗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唐人在诗歌体裁上的最大创新还在于律诗。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诗体。所谓律诗即要求按一定的格律程式来写诗。唐人吸取了六朝永明体诗四声八病说和骈文骈赋崇尚骈偶对仗的合理内核，将其进一步规则化，产生了新体的律诗。这些规律主要包括：音调要合乎平仄声的规律。即在一句之中，要以两字为节平仄声相间，尤其要使偶数字平仄相间;在一联两句之内，要平仄相对，如五言的出句为“平平平仄仄”的话，(七言只需在前边加上与五言一二两字相异的仄仄即可)，那么对句即需作“仄仄仄平平”(七言则作平平仄仄仄平平);而在两联之间，即下一联的出句与上一联的对句之间要平仄相粘，如五言的上一联对句为仄仄仄平平的话，那么下一联的出句则要作仄仄平平仄，其余以此类推，反复终篇。字词句法要合乎对仗要求。律诗多以八句四联为篇，四联又可分别称首联、颔联、颈联、尾联，其中第二、三两联应是严格的对仗句式，一四两联则可对可不对。与此相关，由六朝四句小诗发展而来的五七言绝句体也逐渐律化，称为律绝，而其声律及对仗的规律可符合律诗中的前两联、后两联、中两联，或首尾两联中的任何一种。由于律诗和律绝有鲜明和谐的节奏及抑扬有序的声调，所以读起来愈发朗朗上口，充满音乐美。

唐诗的特点又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发展变化，人们已公认明人高棅对唐诗“初、盛、中、晚”的四期划分说。

初唐是唐诗的因袭变革期。一方面出于润色鸿业的需要，在皇帝的提倡和参与下，一些宫廷诗人，如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武后时的沈佺期、宋之问，都创作了大量的宫体诗，继承并延续了齐梁以来的华靡浮艳诗风。他们对五七言律诗的定型作出过历史的贡献。另一方面，一些中下层文人纷纷崛起，向宫廷文人的一统天下发起冲击，其代表人物是唐初“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及陈子昂。他们自觉地批判六朝文风，有意识地拓展诗歌内容，开创新的风格。四杰批判“上官体”为“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并倡导“革其弊”(杨炯《王勃集序》)。陈子昂批评当时的文风为“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并倡导“汉魏风骨”(《修竹篇序》)。陈子昂(661～702)的《感遇诗》三十八首、《蓟丘览古》七首、《登幽州台歌》等，反映现实、抨击时弊，风格雄浑高古，寄托遥深，确有汉魏风骨，对廓清六朝余风起到巨大的冲击作用，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盛唐是唐诗的繁荣昌盛期。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准备，盛唐诗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美不胜收的繁盛局面。从内容上讲，此时的诗歌已得到了最充分的解放，唐诗所表现的种种内容，都在此时得到最集中的反映。从体裁上讲，这时的律诗已走向成熟，蔚为大国，七言歌行和绝句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达到了诗歌史上的最高水平。从风格上讲，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流派在此时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而其代表人物杜甫、李白可谓登上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高峰。其它如壮浪奔放的边塞诗派、优美清新的田园诗派亦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高适(702? ～765)、岑参(715～770)以及王昌龄、李颀等人写下了许多边塞诗，故后人习惯上称他们为边塞诗派。他们的边塞诗表达了将士们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豪迈精神，描绘了边塞雄奇壮丽的风光景物和情趣各异的风土人情。有些诗还能揭示出战士们怀土思家的复杂感情和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现象，如高适的《燕歌行》云：“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显得尤为深刻。这些边塞诗在写实的基础上大多充满浪漫的情趣，风格壮浪恣肆，雄奇瑰丽。如岑参描写边塞之风曰：“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描写雪曰：“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使人耳目一新。

王维(701～761)(图40)孟浩然(689～740)以及储光羲、常建、祖咏等更擅长写田园风光，形成了田园诗派。他们发展了晋宋以来的田园山水诗，善于选取最能反映景物特征的画面，并融入自己真切的感受，使诗情与画面相结合，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志林》)的完美境界。如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曰：“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充满了淳朴的田园气息。王维的《山居秋暝》曰：“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色彩清丽，充满诗情画意。王维的很多写景诗还有意追求一种清幽的禅境，对后人以禅入诗有开创作用。

李白和杜甫可称为盛唐璀璨星空中最耀眼的双子星座。

李白(701～762)(图41)字太白，生于中亚西亚的碎叶，长于四川。他的思想极为复杂，龚自珍《最录李白诗》评曰：“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李白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因而抒发自我遭遇和自我情感成为李白诗最具有特色的内容。他在诗中塑造了自己诗仙、酒仙、谪仙的飘逸潇洒、傲岸不屈的形象，抒发了自己建功立业、奋发向上的雄心和怀才不遇、备受压抑的苦闷，表现了对热情、奔放、自由、洒脱的理想生活的憧憬与追求;更讴歌了对平等、真诚、充满尊严的崇高人性的向往与奋争。他追求的一方面是“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的豪纵生活，一方面更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高尚人格。这种对自我意识的强调与赞美是李白诗歌最有价值的所在。当然，李白诗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李白笔下对大好河山的歌颂，更极大丰富了中国山水诗的宝库。

李白诗在艺术上最伟大的成就要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他继承了屈原开创的这一传统，并把它推向了最高峰。他善于以饱满丰富、充满激情和主观色彩的感情来写诗，“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正是夫子自道。写昂扬奋进自不必说，即使是写愁苦失意，他也充满了火一般的激情。他还善于以丰富、奇特、瑰丽的想象来写诗，前人评李白诗“杳冥惝恍，纵横变幻”(《王世贞《艺苑卮言》)，“飘然而来，忽然而去，……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赵翼《瓯北诗话》)，都道出了这一特点。如其名作《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都“可谓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也”(《河岳英灵集》)。李白诗还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的自然清新之美，如其《静夜思》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真所谓“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唐音癸籤》)。

杜甫(712～770)(图42)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最全面、最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被后人一致奉为“诗史”。安史之乱前，杜甫就写下了《兵车行》等一系列现实主义作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更深刻地揭示了安史之乱爆发的社会原因，成为现实主义的不朽名篇。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又写下了光辉的“三吏、三别”等一系列作品，生动地记录下这场历史的浩劫。公元760年入蜀后，他在《草堂》等诗中依然深刻地反映了四川及中原的战乱，被后人誉为“可补史阙”。他的诗还最全面、最深刻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民生：“八荒十年防盗贼，征戍诛求寡妻哭”(《虎牙行》)。他不但写出了人民平时所受的诛求之苦“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而且写出了战时所要加倍承受的征戍之苦。在“三吏、三别”中，人们看到不管是未成年的“短小”的“中男”，还是昨晚刚结婚的新郎;不管是做了祖母的老妪，还是“子孙阵亡尽”的老汉，都逃不脱被征的命运，真可谓“路衢唯见哭”(《征夫》)，“丧乱死多门”(《白马》)了! 杜甫的诗也表现了自己在这动荡的社会中的经历与遭遇，“故读少陵诗，即当得少陵年谱看”(《雪涛诗评》)。此外，杜甫的写景诗，特别是咏物诗、论艺诗，都在题材的开拓上具有深远意义。

杜甫诗善于选择最富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进行典型化的描写，善于寓主观于客观，把自己强烈的感情和鲜明的爱憎寄寓到客观描写之中。如《草堂》写军阀杀人取乐曰：“眼前列杻械，背后吹笙竽。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其愤怒之情真可谓力透纸背。杜诗还具有鲜明的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即将感情郁积得特别深厚而表达起来却十分富有节奏性和层次感。如在《咏怀五百字》中，他通过各种角度反复咏叹自己忧国忧民之心，真可谓“一篇之内，三致志焉”。杜诗各体皆工，尤工于律诗，在他手下律诗才走向了成熟与繁荣。杜甫的五律格调苍茫，意境雄深，很好地发扬了五律言简意远的特点。杜甫的七律兴会淋漓，情意酣畅，很好地发挥了七律言长意赡的优处。如其被后人推为“古今七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诗薮》)的《登高》曰：“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

正由于杜诗风格多样，各体皆工，所以为后代开出了“无限法门”，唐之韩愈、李商隐，宋之王禹偁、黄庭坚、江西诗派、陆游，无不受其巨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愧为中国诗史上的“诗圣”。

中唐是唐诗的繁衍期。此时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盛唐诗风;韩愈、孟郊有意发展杜诗雄奇的一面，形成了以横放杰出、排奡瘦硬为特点的韩孟诗派;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和李白的浪漫色彩，独树诡丽瑰奇之一帜;刘禹锡、柳宗元或发思古之幽情，或借山水以抒幽愤，亦有独到的浑成清峻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中有些人在语言上刻意推敲，如韩愈、孟郊，有些人在意境上着意刻画，如李贺、柳宗元，有些人尤喜以议论或散文入诗，如韩愈，这都不但进一步丰富了“唐音”，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宋调”。

中唐诗歌影响最大的流派，要推以白居易(图43)为首的，有李绅、元稹、张籍、王建等人广泛参加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在自己所作的《新乐府五十首》的序中概括了新乐府运动的宗旨：“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与他一贯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创作原则是一脉相通的。他在《卖炭翁》中揭露了“宫市”对人民赤裸裸的抢夺：“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在《红线毯》中怒斥了统治阶级的奢靡：“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在《杜陵叟》中更将统治阶级直比为禽兽：“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在白居易之前，李绅就写过《新题乐府二十首》，与白居易同时，元稹、张籍、王建也作过不少新乐府诗，特别是后二人成就颇高，时号“张王乐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新乐府确实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运动”。

另外白居易“感伤诗”中的两篇叙事抒情诗《长恨歌》与《琵琶行》亦是传世的不朽名篇。《长恨歌》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同时批判了他们的荒淫误国。《琵琶行》写琵琶女的不幸命运，并借助“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来感慨自己的不幸遭遇。这两首诗将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使中国的叙事诗更富于民族化的特点——即与高度的抒情相结合。这两首诗描写生动，语言优美，音调和谐，特别是锤炼了很多名句，如“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等，千古流传，妇孺皆知。从总体看，白居易的诗，包括律诗，都以浅切明畅为主要特色，以至有“老妪能解”的传说，这和同时盛行的韩孟诗派不同，也说明中唐诗派确实很繁荣。

晚唐是唐诗逐渐衰落期。最初尚有李商隐、杜牧两位著名诗人，时称“小李杜”。他们的长篇五古《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感怀诗》，题材重大，颇能继承老杜的同类作品。李商隐的七律和杜牧的七绝成就更高。李商隐在七律已被前人多方开掘，几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对语言、对仗、声律和典故，无不精心的锤炼安排，形成了一种富艳精工和深于情韵的风格，成为唐诗灿烂的晚霞。尤其是几首表现爱情的《无题诗》，如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感情极为缠绵，意象极为朦胧，给人一种别开生面的美感。杜牧的七绝以清新俊逸，流走明快，语浅意深见长，在王昌龄、李白等绝句大师之后犹能自成一家。

李商隐、杜牧之后，不曾再出现有重大影响的诗人。这时作家虽多，但多是中唐以来各大家的学步者，例如方干、李频之于贾岛、姚合，吴融、韩偓之于李商隐、温庭筠，只有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诸人稍有特色。他们的某些作品能继承新乐府运动“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平易流畅的风格，如杜荀鹤的《再经胡城县》曰：“去年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但气魄才力以至影响都远不及前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