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对山水与田园题材诗歌进行过这样的描述:“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 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 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 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2]63即遵此说法分析王维与孟浩然的田园诗, 虽然这些诗在意象的描述上还算是田园题材的, 但是与陶渊明的田园诗相比较, 总觉着有所出入。钱钟书在《宋诗选注》里在对田园诗作分期说明时说到:“陶潜当然有《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等写自己‘躬耕’、‘作苦’的诗, 然而王维的《渭川田家》、《偶然作》、《春中田园作》、《淇上田园即事》和储光羲的《田家即事》 (五古和七古律) 、《田家杂兴》等等建立风气的作品, 是得了陶潜的《怀古田舍》《归田园居》等的启示, 着重在‘陇亩民’的安定闲适、乐天知命, 内容由劳动过度到隐逸。”[1]310—311也就是说, 王维与孟浩然虽学着陶渊明写田家风光, 可其诗作本质已经发生改变, 不能算是“纯正”的田园诗了。这种改变不仅反映着时代风貌的变迁, 也折射出诗人本身不同的气质倾向与价值选择。陶渊明的田园诗更多体现的是对田园生活及劳作的享受, 他并不是因无法做官而忿忿不平所以逃离到乡野, 而是一种“觉今是而昨非”的自然醒悟, 是主动的选择, 所以其诗十分自然单纯。王维至晚年都不曾真正远离官场, 但他已经因着对佛道禅宗的领悟而看透所谓官场“红尘”, 这更像是自己疲于奔波才远离外在羁绊, 所以其诗偏于精神境界上的空远, 而归居田园恰能达到此目的。孟浩然则是一种不得志的苦闷逼迫着他无奈地选择逃避到山林隐逸之处, 他的诗作所传递的思想感情更为复杂, 这是思想上的“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可能孟浩然最后也如王维般看彻官场的虚虚实实, 开始“超然物外”, 但终是偏离了陶渊明时期的田园诗作派。

 

 

        就以上来看, 仅考量诗作数目, 王、孟要被称作是盛唐时期的写田园诗的代表诗人, 多少缺些底气的, 且王、孟所作的田园诗在钱钟书看来也不能算纯正的田园诗。如此说之, 认定王维与孟浩然为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 (派) ”的代表是很难以让人信服的, 或者说其二人是盛唐时期“山水诗”的代表会更加准确些。

 

 

        总之, 无论从概念上, 还是在深层内容与意义上探寻, 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 (派) ”一说都是悖论。那么在后人编著的一些文学史或文章里, 所用的“山水田园诗 (派) ”这一概念就是欠考虑的, 尚需认真斟酌。当然也有一些文章与文学史里是将山水诗与田园诗分开表述的, 兹不赘述。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后世文人似乎在讲唐以前的山水诗与田园诗时, 的确是将二者明确分开的, 但却在唐之后常常将二者合在一起, 难道不知“合称”与“并称”的差异吗?或许是在书写时图省事而抹去了分隔符号, 以致于以讹传讹, 贻误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