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一派不仅仅追慕古人的风度, 还追求艺术上的模仿, 以期达到以古为新的艺术境界, 可以说, 吴门文人的书画怀古在艺术创作上的表现便是推陈出新。

 

 

        沈周丹青绘画“追踪晋唐名家, 及宋元而下, 无弗探讨”, 尤其“山水则于董源、巨然、黄子久、梅花道人, 尤擅出蓝之美”[3](P34), 古代名流大家都是他取法的对象。对于李成, 他在《为匏庵临秋山晴霭卷》中说:“气味自是营丘徒, 其人已化其迹在, 流世直欲千金沽, 绝无粉黛假颜色。”并自言学古历程“儗笔远甚成嗟吁, 古人妙地学始见。已信邯郸非易趋, 朱繇道子固有说, 妄意自笑西家愚”[2](P687)。对于文与可, 他欣赏其画竹之法云:“笑笑先生有遗竹, 翛然画法妙兼书。千竿水石秋容合, 一卷风云墨色虚。剪伐已逃渔具外, 收藏今保袜材余。他人敢夺王家物, 旧好重修君子居。”[2](P689)对于赵子昂, 他也说:“能事错忍营丘公, 丹青隐墨墨隐水。其妙贵淡不数浓, 萦滩曲濑导巴蜀。沓巘长峦连华嵩, 空蒙野马轧云日, 浩荡碧縠吹秋风。王孙隔此不可从, 水晶双阙金芙蓉。招之千年或一出, 黄鹤岂不思江东。”[2](P60)虽感叹子昂身世, 但更重视绘画出于李成而独得其淡的风格。因此, 徐沁《明画录》说沈周“独与董北苑、巨然、李营丘尤得心印”[10](P59)是很有见地的。如其《牧牛图》, 文征明评之曰:“先生笔法, 虽一牧一犊, 无不师古。”[7](P1374)沈周“效倪元镇不似”的现象确是非常值得玩味, 沈周《倪云林画》:“爱此倪翁小笔奇, 淡烟疎墨百年姿, 中郎已矣虎贲在, 我自低头人不知。”[2](P693)《润色旧临倪云林小景》:“迂倪戏于画, 简到更清臞。名家百余祀, 所惜继者无。况有冲淡篇, 数语弁小图。吴人助清玩, 重价争沽诸。后虽有学人, 纷纷随繁芜。崔子强我能, 依样求胡卢。墨涩不成运, 林惭涧与俱。何敢希典刑, 虎贲实区区。丑恶正欲裂, 卷去不须。今夕秋烛下, 载见眼模糊。妄意加润色, 泥涂还附涂。崔子岂不鉴, 爱及屋上乌。”[2](P693)可见他是非常崇尚倪瓒的简与淡, 而沈周的画风则是浓墨重笔, 仗气直书。与倪瓒的似与不似实际上说明了沈周在模仿学习古人的时候对个人精神的强调。他说:“吴仲圭得巨然笔意, 墨法又能轶出其畦径, 烂漫惨澹, 当时可谓自能名家者, 盖心得之妙, 非易可学。”[10](P711)文征明记沈周题其画云:“莫把荆关论画法, 文章胸次有江山”, 沈周进而解释道:“画法以意匠经营为主, 然必气运生动为妙。意匠易及, 而气运别有三味, 非可言传。”[7](P1408)都是此意。沈周学古而能自运, 他最高的境界是天工与自然。

 

 

        文征明曾经言:“作画以六朝为师。”其怀古用意在于超越“古画不可见, 古法亦不存”[7](P1108)的艺术困境, 达到与古人艺术同境的高度。文征明认为书法亦然, 其《题希哲手稿》:“至于笔翰之妙, 亦在晋、宋之间, 诚不易得也。”[7](P563)因此, 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评文征明:“楷书师二王, 古隶师钟太傅、画师龙眠、吴兴。”[3](P37)实际上, 这正是文征明重视临摹古人的结果。他自云“开窗无事, 每喜临效, ……余因想古人笔意”[7](P1396), 看到所追慕的古贤图画“辄洗笔模一过”[7](P1412)。如《兰竹卷》说:“余最喜画兰竹。兰如子固、松雪、所南, 竹如东坡、与可定之、九思, 每见真迹, 辄醉心焉居常弄笔, 必为摹仿。”[7](P1403)而这成了他品评书画艺术的重要着眼点———重视法度师授。诸如《袁安卧雪图卷》:“笔力简远, 意匠高雅, 真得古人能事也”[7](P1395), “深得唐二李将军笔法”[7](P1412), “深得宋笔意”[7](P1405), 等等不一而足。但他主张学古而不泥于古, 重在能推陈出新。其《跋李少卿帖》云:“盖公虽潜心古法, 而所自得为多, 当为国朝第一。”[7](P520)又云:“自书学不讲, 流习成弊。聪达者病于新巧, 笃古者泥于规模。公既阅古帖, 又深诣三昧, 遂自成家, 而古法不亡。”[7](P321)《跋家藏赵魏公二体千字文》云:“公蚤年喜临智永千文, 与之俱化, 入朝后, 乃自成家。不区区泥古。”[7](P524)关于此点, 他的仲子文嘉有精当的概括:“先生少喜画, 明窗净几, 笔砚精良, 得嘉纸辍笔作小幅, 以适清兴。然不喜临摹, 得古画惟览其意而得其气韵, 故多得古人神妙处, 而无脱古形似之嫌。”[4](P715)这里所说的“不喜临摹”似乎与上引文征明自言相矛盾, 实则不然, 不喜临摹指的是学古脱离形似直达意韵, 这正是文征明善于学古自得的体现。在此基础上, 文征明最终形成了“古雅”与“高古”文艺品格。

 

 

        祝允明书学晋、唐而不入宋、元, 他在《写各体书与顾司勋后系》中载其学书经历:“仆学书若无积累功, 所幸独蒙先人之教, 自髫年以来, 绝其令学近人书, 目所接皆晋唐帖也。”故此, 他形成了“书理极乎张、王、钟、索, 后人则而象之, 小异肤泽, 无复变改, 知其至也”, “后胙逮唐氏, 遹逮唐氏, 遵执家彝, 初马微区, 尔我巳乃浸阔步趋”;而到了宋代, 初期“能者尚秉昔榘爰至至中叶, 大换颜面, 虽神骨少含晋度, 九往一居, 在其躬尚可尔”, 后则“来徒靡从, 澜倒风下, 违宗更祖, 乃以大变, 千载典谟, 崇朝改之”。他提出“学者只当从逸少”的书学口号, 他认为王元晖“草法不入晋格, 徒为下品”的说法是“此固通论”[9](P5655)。此点可引文征明《次韵答希哲见怀兼乞草书》用王羲之抄写黄庭经换鹅典故对祝允明的称赞可知:“秋来定有临池兴, 拓得鹅群倘见分。”[7](P182)他的画论中亦有类似的观点, 其《跋王右丞真迹》云:“汉魏六朝之迹, 余不得而见之矣, 入唐当以辋川为宗祖。”[9](P542)可见, 祝允明有一套成熟的文艺史观, 他在《古今论》中说:“无今曷以为古也。前既作之, 后乃述焉, 非必今令之藉乎古也。”[9](P257)从本质上讲, 这是一种通变的史观, 其集中体现在《祝子罪知录》一书。“其说好为创解, 如谓汤、武非圣人, 伊尹为不臣, 孟子非贤人, 武庚为孝子, 管、蔡为忠臣, 庄周为亚孔子一人, 严光为奸鄙, 时苗、羊续为奸贪, 谢安为大雅君君子, 终弈折屐非矫情。邓攸为子不孝”云云。并引王宏《山志》:“祝枝山, 狂士也。撰祝子罪知录, 其举刺予夺, 言人之所不敢言。刻而厉、僻而肆, 盖学禅之弊。乃知屠隆、李贽之徒, 其议论亦有所自, 非一日矣。”[11](P1653)由此形成的艺术追求是学古而不泥于古, 他推崇的是“翻出己意, 离立筋骨, 别安眉目”, 熔古于今以及“弃去肖貌, 而结融万有, 与造运者谐”[9](P523)的创作境界。最著名者莫过于他对于李白和杜甫二人的不同偏重。王士祯说:“祝允明作《罪知录》, 论唐诗人, 则尊太白为冠, 而力斥子美, 谓其‘以村野为苍古, 椎鲁为典雅, 粗犷为豪雄’, 而总评之曰:‘外道’。李则《凤凰台》一篇, 亦推绝唱。狂悖至于如此。”[12](P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