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宇文所安的唐诗史, 不是为其树碑立传, 更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在发现和肯定宇文所安唐诗史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时, 不应对其研究中的不见、偏见或谬见视而不见。

 

 

        宇文所安作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西方他者身份和视角, 在带给他中国同行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的同时, 也会在某些方面遮蔽其慧眼, 造成其研究和视角的盲区, 因而不见、偏见甚至谬见等现象时有发生。

 

 

        如前所述, 宇文所安以宫廷诗和对立诗论作为初唐诗歌史的叙事框架, 带给读者崭新的视角体验, 也给自己的文学史叙事带来极大便利。但这样的初唐诗歌叙事框架并非没有问题, 它束缚了宇文所安对于初唐诗人及其文本的选择, 限制了其撰写的诗歌史对初唐诗人和诗歌的覆盖面。凡是符合这个框架的诗人及其作品, 宇文所安就将它们放进这个框架, 其中宫廷诗人为初唐文学史二元叙事的一方面, 对立诗论及其作者为另一方面。于是乎, 初唐诗歌史就成了宇文所安所框定的宫廷诗和复古诗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发展史。凡是不符合这一叙事框架的诗人和诗歌, 不管他们重要与否, 宇文所安将他们一律拒之门外, 这使得他的初唐文学史书写有明显的削足适履的嫌疑。

 

 

        王梵志和寒山是初唐重要诗人, 其文学影响深远且持久, 但宇文所安没有把他们收录在他的《初唐诗》里面, 且他们的诗篇无一入选。究其原因, 是因为这两位诗人不符合宇文所安的既定文学史叙事框架。他们既不是宫廷诗人, 也不是对立的复古诗人。关于这一点, 宇文所安有所辩解:“这一研究不得不略去最有意思的两个诗集, 即寒山和王梵志的诗, 至少是其中写于初唐的部分。这一删略是很可惜的, 但却是必要的, 因为这两个集子中的作品离开诗歌传统的主流太远……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作品曾为当时的京城诗人所了解”[2]。宇文所安的这种辩解虽有一定道理, 但却不能被接受。因其不符合宫廷诗和对立诗论的标准, 就将王梵志和寒山的诗歌忽略和排除在外, 这是不可取的文学史叙事策略。一个理想的初唐诗歌史读本, 如果包含了寒山和王梵志及其诗篇, 会极大地拓宽该文学史的覆盖面, 加深人们对于初唐诗歌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认知。

 

 

        同样的削足适履的做法, 还表现在宇文所安对于张若虚和刘希夷两位诗人和他们诗篇的态度上。宇文所安在他的《初唐诗》一书里没有包括张若虚和刘希夷, 为此他解释说, “我还将刘希夷和张若虚忽略不计, 他们的作品准确地说属于八世纪初期, 但他们却经常被误认为初唐诗人”[4]。宇文所安把张、刘二诗人归入盛唐, 这本是可取的做法。但是当我们翻开《盛唐诗》, 我们发现宇文所安没有论述张若虚, 他的《春江花月夜》也不在宇文所安的文本分析之内。关于刘希夷也只是顺带有所提及, 是宇文所安在论及《白头吟》这首诗的归属问题时才提到他的。因该诗有传说是刘希夷创作的, 也有人传说是宋之问的作品, 还有人传说这本是刘希夷的诗篇, 因写得太美, 身为舅舅的宋之问想要占为己有, 刘希夷不肯答应, 遂为宋之问所杀, 总之这是一首作者归属存在争议的著名诗歌。王梵志、寒山、张若虚、刘希夷等著名诗人不被收入《初唐诗》, 这明显是宇文所安为了削足适履的视而不见, 是对这些诗人的故意忽略, 也是对他们的选择性失明。关于宫廷诗三部式结构是否具有足够的普遍性和涵盖面, 也是值得商榷的, 莫砺锋先生曾有相关评论:“所谓‘三部式’的结构其实只存在于五言律诗为载体的部分宫廷诗中, 欧文却不恰当地夸大了它的涵盖面”“欧文过于迷信‘三部式’, 他带着这幅有色眼镜去观察初唐乃至盛唐诗坛, 于是无往而非‘三部式’, 其实却往往是削足适履, 强立名目”[6]488-505。

 

 

        宇文所安的《盛唐诗》把这一时期的诗歌分为三类, 京城诗、非京城诗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诗歌。王维是京城诗的主要诗人, 李白和杜甫是非京城诗人中的翘楚, 孟浩然等则处于两者之间。宇文所安关于盛唐三种诗歌的划分及其论述, 虽然精彩纷呈, 洞见颇多, 但也有瑕不掩瑜的地方。宇文所安关于京城诗的界定不是特别清楚, 除王维外, 其他的京城诗人作为一个整体给人松散模糊之感。宇文所安对于非京城诗人如李白和杜甫的评述相对比较清晰, 但对于作为一个团体的京城诗人及其共享风格特征的描述, 有时显得牵强附会。针对介于京城诗和非京城诗的第三类诗歌的界定, 依然有扑朔迷离之感。京城诗到底是一个地域概念, 还是创作风格, 或是创作题材, 抑或诗歌类别, 或者几方面兼而有之, 凡此种种, 宇文所安虽有所交代, 但是远非清晰明白。被宇文所安归入京城诗派的诗人, 有的确定无疑属于京城诗人这个群体, 有的则显得有些生拉硬扯。

 

 

        在其唐诗历史叙事中, 宇文所安对唐代文学的另一个遮蔽或盲见, 就是对女诗人的忽略。在他几部唐代诗歌史巨著里, 宇文所安很少提及当时的女诗人, 没有收录她们的诗篇, 更不用说开辟专章论述。著名女诗人如上官婉儿、李冶、薛涛、鱼玄机, 刘采春等, 均不在宇文所安的遴选范围之内。这种明显的排他性以及对女性文学的压抑是宇文所安的偏见还是视而不见, 是值得读者注意的方面。《初唐诗》因预设宫廷诗和对立诗论的二元叙事框架, 显得多少有些作茧自缚和画地为牢, 其涵盖面和普遍性大打折扣。《盛唐诗》[7]以京城诗为中心的文学史书写, 因京城诗这一概念界定本身的模糊性, 则显得更加难以捉摸。这一诗歌团体的不确定性和游离不定, 让该书的读者常有找不着北的迷惑。

 

 

        宇文所安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 正如书名所表明的, 是一本论文集, 而不是一本中唐文学史。尽管宇文所安不止一次声明, 这是一本很有文学史性质的论文集, 但它终究不是文学史。前面已经指出, 这本中唐文学文化论集带有显著比较文学研究视角, 且是以散文的形式写成, 带给读者的是娱思的快乐和美文的享受。宇文所安以专章专论的形式, 以主题汇聚文本的策略, 对中唐诗歌文学的多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发现。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这本论文集以研究中唐文学的深度和新意见长, 却无法完成本该属于文学史的使命。对于中唐诗歌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 对于中唐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 对于中唐诗人和文人及其文本的历史演进分析等, 宇文所安的这本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论集无法做到。把该书的七篇论文和导言结合起来, 可以组成中唐文学文化的多个面向和图景。但这些画面和图景相加起来, 并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中唐文学文化发展史。在笔者看来, 读者若想从宇文所安那里了解更全面的中唐文学史, 除了阅读《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外, 还需参考他更早的一部著作《韩愈和孟郊的诗歌》, 以弥补这一缺憾。

 

 

        宇文所安在论述中唐诗歌文学和文化时, 大胆地引入了“中世纪”这一概念。他信誓旦旦地辩称, 这一观念的引入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认知中唐文学的崭新视角, 可以让作者和读者发现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新东西, 注意到原本被忽略了的领域。宇文所安应用“中世纪”这一外来术语描述中唐文学, 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日本学者已有过相关研究。中唐文学和欧洲中世纪文学, 确有相似和相通之处, 它们确有一定的可比性, 如中世纪欧洲和中唐时期都出现了浪漫传奇这一题材的文类等。但问题依然存在, 用“中世纪”一词把中唐文学和欧洲中世纪文学进行跨文化对比研究, 这本身是非常冒险的研究行为。中国中唐时期和欧洲中世纪的差异之大, 不是简单几句就说得清的。在它们之间进行文学比较研究, 其比较基础是否真实可靠?“中世纪”这一富有褒贬含义的西方词汇, 真的可以用在中唐诗歌文学上么?宇文所安在该书的“三联版前言”对使用“中世纪”这一西方文学文化术语有过详细的说明和辩解, 但在随后的几篇论文里, 这一术语却不见踪影, 几乎不再被提起。而且在该书里, 读者很少能够看到宇文所安采用互释互证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 就中唐文学和欧洲中世纪文学进行跨文化对比研究。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宇文所安《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8]一书里。在这本晚唐文学史里, 宇文所安运用历史想象力, 对手抄本文化进行还原, 并通过审视和研判手抄本文化的流传形态、版本变形、时代选择、审美变化等, 得出一切现存的诗歌都是“幸运的产物”的结论。宇文所安还以杜甫和白居易为例, 以历史事实说明, 我们并不拥有唐诗, 我们只拥有唐诗的幸存部分。在《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他山的石头记》等书里, 宇文所安又多次回到手抄本这一文学现象, 足见他对这一文学问题的重视。宇文所安对手抄本文化这一学术话题的引入, 为读者了解和认识古代文学文本流传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偶然性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窗口。但宇文所安并未把这一学术话题更多地融入到他的晚唐诗歌史叙事中, 而只是在其中的一个章节里, 以几页的简短篇幅做了一个浮光掠影的概述。这并不是限于整书篇幅的缘故, 因为仅李商隐一位诗人, 他就用了将近两百页的长度予以论述。宇文所安对于手抄本的点到即止的做法, 以及在随后的章节里不再把手抄本和具体作家进行关联, 亦如他在中唐文学研究中对“中世纪”这一学术话题的做法一样, 都只是在书的前面有所提及, 让读者充满了期待。当读者读到这两本书的末页时, 却始终不见宇文所安把这两个学术话题贯彻到具体的作家作品中, 读者会有种被忽悠的感觉。

 

 

        宇文所安的《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这本文学史的另一显著问题, 是该书针对不同诗人选文定篇的失衡。这本接近六百页的皇皇晚唐诗歌史巨著, 如前所述, 分给李商隐的篇幅就接近两百页, 占了全书篇幅比例的三分之一, 而涉及杜牧、温庭筠的篇幅却分别只有几十页, 其他诗人则更少。文学史家依据自己的喜好, 决定相关遴选作家及其文本在文学史中的叙事长度, 这是常有的事。如宇文所安在《盛唐诗》这本三百多页的书里, 对王维进行的专章论述就长达三十多页, 在随后几乎每一章节里, 他还不计其数地提及王维, 把其他京城诗人和非京城诗人与王维进行类比和对比分析。王维在全书所占的篇幅和比例均超过李白和杜甫, 反映出宇文所安对于王维这位盛唐大诗人的特殊喜爱。可以说, 王维在宇文所安心目中的地位不亚于杜甫, 且超过李白。即便如此, 王维在《盛唐诗》全书所占比例, 并未达到李商隐在《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一书中的三分之一, 而绝对页码数则差别更大。作为文学史家, 宇文所安喜爱王维和李商隐, 并以叙事文字的多少来表达这一喜爱, 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两本文学史针对不同作家叙事比例的严重失衡, 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