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人五言古诗与绝句的诗体辨析

 

 

       (一) 五言古诗

 

 

       唐人古体诗的渊源, 应是汉魏时期的文人诗歌。虽然东汉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最确切的文人五言诗, 但钟嵘在《诗品》中评价它“质木无文”, 可以看出此时的文人五言诗还不成熟。直到东汉末年, 出现了被誉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及伪苏李诗等作品, 这时的文人五言诗才趋于成熟。随后, 建安诗人有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 诗作“志深而笔长, 梗概而多气”, 形成了被称为“建安风骨”的群体风格, 丰富了诗歌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内涵。之后又有阮籍《咏怀》、左思《咏史》、郭璞《游仙》、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 拓宽了文人诗五言诗的题材领域。沈约四声的发现、永明体诗歌的出现, 将声律引入诗歌创作实践, 使五言古诗的风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搭建起一架古体通往近体的桥梁。到了六朝末, 五言古诗在表现内容和艺术手法上, 已经全面成熟, 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体裁。从理论上讲, 到诗歌发展顶峰的唐朝, 五言古诗应该发展到完备状态, 但前代研究者们却不这样认为。明代李攀龙在《唐诗选•序》中认为“唐无五古诗”, 这是明清时期对唐代五言古诗十分严苛的评价。查阅文献可知, 明清大部分学者对唐代五古诗的态度与李攀龙相近, 对唐代五言古诗加以较多的否定。清代王士祯在《古诗选》中收录的唐代五言古诗, 仅有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与柳宗元五家, 而收录汉魏时期五古作者多达一百二十六人。

 

 

       明清时期的诗歌批评理论多不是根据诗歌体裁进行划分, 而是立足于诗歌创作风格进行批评。“文体风格是人们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独特风貌, 是一种逐渐沉淀的带有共性的审美意向。”[1](P342)汉魏晋宋五言古诗在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社会环境、时代风会等因素的影响, 语言韵律和体质格调时有变化, 但总体风格是胡应麟《诗薮》所说的“不假雕琢, 浑然天成”。唐代国力强劲, 社会安宁, 百姓生活富庶, 士人性格热烈张扬, 相应地, 唐诗也就有了自己的风格并渗透到所有的诗歌体裁中, 五言古诗也不例外。相比较来说, 在文体风格方面, 唐代经过一定时间发展之后的五言古诗, 或如李杜雄才恢张, 或如王孟风神清澹, 确实是与汉魏晋宋时期的五言古诗有了比较大的差别。但本文中研究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这一五古作品, 写于唐贞观初年, 再加上作者王绩刻意摹习陶渊明等田园诗人的诗风, 使他的这首诗既没有同时代唐太宗宫廷文人群诗歌中的辞藻堆砌, 也不类后来唐体五古的格调境界, 反倒更像是汉魏时期的诗作, 质朴无华, 情感从胸腹迸发而出, 浑然天成。因此在本文中, 笔者将从汉魏时期五言古诗风格的角度分析《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一诗。

 

 

       (二) 唐人绝句

 

 

       绝句这一名词出现在六朝时期徐陵的《玉台新咏》, 书中收录有四首四句五言小诗, 没有作者姓名, 题为“古绝句”。后来文体不断演进, 绝句发展成为一种篇幅短小、诗人接受度高的诗歌体裁, 在唐朝臻于完善, 并在此后的不同朝代里, 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色。绝句按字数划分为五言、六言、七言三种, 其中六言绝句较少, 五七言较多, 初唐时期五绝较多, 而盛中晚唐盛行七绝。绝句另一种划分方法是依照格律, 分为“古绝”与“律绝”, 这种划分方式着眼于诗歌的律化进程。唐代诗歌总体特征虽然是不断律化, 但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绝句并不拘泥于声律, 而是依照诗人自身的写作特点, 表现出生动自然、鲜明活泼的别样风貌。比如李白《秋浦歌》、《越女词》、《巴女词》一类五言绝句, 刘禹锡贬官连州、播州、夔州、和州等地时, 接受南方文学影响创作的《竹枝词》、《堤上行》、《杨柳枝》等七绝作品, 大都清新自然, 富有民歌风味。

 

 

       除单篇的绝句作品外, 唐代还出现了大量的绝句组诗, 例如上文提到的李白、刘禹锡绝句, 以及下文所要涉及的《杂诗》三首、《辋川集二十首》、《戏为六绝句》等, 这些组诗中的作品, 既相互联系又都可独立成篇, 诗篇短小又灵活互补, 展现诗人思想多面性的同时, 拓宽了单一作品所无法表现的情感内涵。本文所要分析的王维《杂诗》即是组诗三首中的第二首, 因此在分析这首诗歌的思想内容时, 我们不应该将目光局限于这一首诗歌的解读, 还应该在整体分析的同时注重个体表达, 既要看到《杂诗•其一》、《杂诗•其三》与这首诗的联系, 又要看到《杂诗•其二》自身的艺术特点。

 

 

       (三) 五言古诗与绝句文体风格对比

 

 

       大致了解过五言古诗和绝句的形成过程和发展状况后, 我们可以将五言古诗和绝句进行文体风格方面的对比分析。

 

 

       1. 语言表达方面

 

 

       文人五言诗起源于两汉, 成熟于魏晋, 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继四言诗之后成熟的一种诗歌体裁。五言诗定型的过程中, 声律、对偶等诗歌表达技巧还没有出现, 虽然语言技巧随着文学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但魏晋时期文人五言诗创作时的语言雕琢, 相比后代诗歌还是较少的。并且当诗歌语言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之后, 当时的诗人们还是会刻意追求淳朴、自然的语言风格。即使以精工著称的谢灵运, 他的“池塘生春草, 园柳变鸣禽”等名句也表现得相当自然, 同时代的陶渊明更是追求平淡自然, “一语天然万古新, 豪华落尽见真淳”, 就是后人对陶诗自然美的概括。我们可以看出, 魏晋南北朝以后, 诗歌的语言已经发展到了十分成熟的阶段, 但五言古诗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 还是根植于魏晋直至后代许多诗人的创作追求之中。

 

 

       绝句源于六朝而兴于唐, 出现时间晚于五言古诗。绝句充分吸收其他诗歌体裁的艺术成果, 从一开始就有着较为广阔的创作领域和成熟的语言表达方式。绝句短小的篇幅里, 隐含的是诗人对文字绝对的掌控, 语言要凝练简约, 也要形象生动, 要平仄搭对, 也要对仗工整, 唐人绝句需要入乐歌唱, 这又要求诗人们注重声调和谐, 响度得当。诗人必须注重遣词炼句以达到艺术上的和谐, 从而有了绝句“刻意求工”的创作要求和精雕细琢的语言风格。

 

 

       2. 思想内容层面

 

 

       长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告诉文人们, “艺术、文学各种题材形式上的特点必然影响文体表现手法的运用和审美特征的形成”[2](P345), 诗歌自然也不例外。诗歌在形式上分长诗与短诗两种, 长诗包括乐府、歌行、古体诗等, 短诗就是律诗和绝句了。长诗篇幅长短不一, 变化很多, 相对应的内容承载量也很大, 可以承载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思想情感, 有的作品甚至可以夹叙夹议, 在叙事的同时抒发情感, 表达作者的观点和看法。短小的绝句与之不同, 最多二十八字, 少则二十字, 篇幅的短小使得绝句所展现的内容也相对比较单一, 绝句往往不能全面展示社会生活和诗人的思想, 只能截取生活和思想的片段, 进行内容的概括与艺术的升华。因此长诗描写细致, 叙事具体, 诗歌中情感的表达是直接的, 几乎不需要读者去揣摩, 给人一种直接的感染力。短诗以小见大, 以少胜多, 语言凝练, 构思精巧, 手法细腻, 诗人将浓郁的情感压缩在短小的篇幅中, 言有尽而意无穷, 读者只有一遍遍品读才能体会其中真意。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说:“小诗精深, 段章蕴藉, 大篇有开阖, 乃妙。”[2], 刘熙载《艺概•诗概》引杜诗形容道:“问短篇所尚, 曰‘咫尺应须论万里’。问长篇所尚, 曰‘万斛之帆若行风’。”[3]都准确地指出了长诗和短诗在表现手法和艺术风貌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