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此信写于1931年初。是年，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在白区，则全面发动了对进步文化的“围剿”。他们疯狂镇压革命文艺运动，逮捕杀害革命作家，左联五烈士等遭枪杀，鲁迅被列为逮捕对象之一。这封给韦素园的信，是鲁迅举家移居日人花园庄旅舍避难时写的。它们简短而精练的文字，深刻地揭示了当时黑暗的现实，表达了写信人的爱憎感情。

此信是历史与现状结合，论说与实际交织。信的叙事顺序是由近及远，远近结合，层层递进，步步深入。面对现实，文章先写这回谣言的内容，那就是鲁迅已成了“被拘的人”;再写谣言传播的范围，它由南到北，由上海至全国。反动派要逮捕和杀害革命作家，是谣言，抑或是事实?鲁迅用“上海确似曾拘捕数十人，但我并不详知”一句话，含蓄而有力地揭示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作家的暴行。他还曾在七律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中，表达了对反动派的愤怒，寄托着对革命烈士的哀思。由此可见，鲁迅“被拘”之说，并非无稽之谈，乃是反动派迫害革命作家的一种阴谋与手段。追忆往昔，眼前的谣言纷起，事出有因，由来已久。鲁迅仅仅截取生活中一段时间为证，“我自到上海以来，无时不被攻击，每年也总有几回谣言”。他在1931年2月5日致荆有麟的信中写道：“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般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忽而开书店，忽而月收版税万余元，忽而得中央党部文学奖金，忽而收苏俄卢布，忽而往墨斯科，忽而被捕……”。进而指出谣言制造者们企图之所在。认为这些所谓“文学家”，如高长虹之流，以为除去鲁迅这块 “绊脚石”，他们的文章就 “光焰万丈”，且以文学史为证，揭露其除去 “敌手” 即可成“文豪”的荒谬性。他们甚至将造谣攻击的矛头，波及鲁迅之子海婴，“他生后不满两月之内，就被 ‘文学家’在报上骂了两三回”，进一步揭示出反动文人对鲁迅攻击的凶狠与猖獗。“但他却不受影响，颇壮健”，表达了鲁迅在艰难中求索的勇气和对“骂”者的嘲讽。鲁迅清楚地认识到，反动派在武力征伐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文力的征伐。展望未来，鲁迅对这种造谣、污蔑、攻击与威胁，毫不动摇，针锋相对，“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并以对比的手法，反问的口气，提出“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显示出革命者不怕谣言，不畏攻击，对胜利充满信心。

此信娓娓而谈，言简意赅，促膝谈心，情真意切。多年以来，反动文人对鲁迅的攻击污蔑，接二连三，变本加厉。而这封书信，仅五百字左右，就将他们攻击的事实与企图，自己的感受与态度，表达得明确清楚，达到了言约而意丰的程度，使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