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中兄：

顷见致舍弟书，借知沪上之谣，已达日本。致劳殷念，便欲首途，感怆交并，非言可喻!

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间捕青年数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学生。(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鲁。)飞短流长之徒，因盛传我已被捕。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我之罪状，或叙我之住址，意在讽喻当局，加以搜捕。其实我之伏处牖下，一无所图，彼辈亦非不知。而沪上人心，往往幸灾乐祸。冀人之危，以为谈助。大谈陆王〔黄〕恋爱于前，继以马振华投水，又继以萧女士被强奸案，今则轮到我之被捕矣。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此布，即颂

曼福不尽。

迅 启上二月四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析】 1931年1月17日，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正在东方饭店秘密开会，由于叛徒告密，出席会议的柔石、殷夫等36人被英租界巡捕逮捕。两天后即由英租界法庭引渡到中国公安局，又由公安局解到警备司令部，关进龙华监狱，延至2月7日深夜便被枪杀或活埋于龙华警备司令部广场。

柔石被捕时，衣袋里装有鲁迅与北新书局签订的印书合同。为防备不测，鲁迅1931年1月20日至2月28日与许广平携海婴避难于花园庄旅馆。这封信就是在避难期间写的，当时李秉中正在日本学习军事。

鲁迅写这封信的缘起是李秉中在日本已得知上海盛传鲁迅被捕的谣言而写信给周建人询问此事。这封信首先答谢李的关心。占全信主要篇幅的内容是揭穿敌人的阴谋伎俩，以正视听。

敌人尤其是那些文坛小丑对鲁迅施加迫害攻击的主要手段是造谣。一方面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罗织罪状，指其住址，向主子告密，促其加紧搜捕，置鲁迅于死地。另一方面又大肆传布鲁迅被捕的谣言，扰乱视听，以达到进一步打击革命力量的目的。1931年1月21日，25日天津《益世报》即有“鲁迅被捕? ……传在沪任红军领袖”，“鲁迅……曾受刑讯”的谣言报道。此外在当时那样黑暗、恐怖、龌龊的社会环境里，也确有一些人，对他人的危难幸灾乐祸，借别人的危难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也是谣言所以传布得开的社会原因之一。

在敌人武力威胁和谣言攻击的重重包围之中，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而是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对敌人的伎俩，他早已看透而且一笑置之。当然鲁迅决没有低估反革命舆论的危害性，它确已造成 “老母饮泣，挚友惊心”的严重后果。而且在中国，谣言足以谋害人的事古已有之。“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足以为证。在此情况下，揭穿谣言，击败敌人进攻，就是必要的战斗行动。

信写至结尾处，鲁迅心中极度愤懑，感怆交集，不知来日如何。这深沉的控诉，愤怒的抗议，更使人深切感受到鲁迅在艰险中奋战的坚韧与可贵。

这封信是用文言写成。语言精炼，犀利有力。字里行间，时露愤懑之情。对敌人伎俩的揭露深刻有力。此外，由于当时形势险恶，有些话不便明说，有些话不能只按字面意义去理解。如“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伏处牖下”等语。而“志在革新”其实就是矢志不移，坚持革命斗争的意思。

书信从文体意义上说只是一种体例和格式。但从内容和文学意义上看，它既可以是一篇杂文或一篇散文，也可以是一篇小说或诗，还可以是一篇议论文。鲁迅的许多书信是可以当作杂文、议论文、散文来读的。这封信可以说是鲁迅揭露和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的战斗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