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1932年底，黎烈文主持《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工作后，即向鲁迅约稿。时当国民党文化围剿加剧，左联刊物因为压迫而日益缩小范围。打破这种“围剿”，扩大社会影响，坚持以笔为枪，同反动派与黑暗社会作韧性的战斗，就成为这一时期鲁迅新的战略考虑。而《申报》作为中国最早的报纸，在读者中有极大的影响，而其副刊《自由谈》在读者中也颇受欢迎。这正切合了鲁迅的希望。因此，对黎烈文的约稿，他慨然应允，并成为此时期《自由谈》最重要的撰稿人之一。平均每月供给的文稿即达八、九篇之多。

但所谓《自由谈》其实并不自由。国民党当局所准许的只能是假自由。鲁迅成为《自由谈》撰稿人的消息不久即为当局所侦知。《自由谈》遂感到了日益加重的压迫。鲁迅及其他作者的文稿被删或不登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鲁迅是深予体谅的。他在五月四日致黎烈文的两信中表明了鲁迅坚守和保持阵地的灵活而又坚定的态度。到了五月间，《自由谈》所受的压迫更重，许多文稿不能发表，黎烈文不得不刊出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并致信鲁迅，报告他所寄的数篇文稿不能刊布并解说因由，对以后的稿件提出要求。这里所录的即是鲁迅的复信。

这封信写得很短。先是针对黎烈文来信中所述的回答，“日前见启事，便知大碰钉子无疑。”语中充满对编者的体谅。稿件不能刊出，早在意料中，责在当局。“放言已久”指的是鲁迅文章的激烈的无所顾忌的批判揭露的特点。一种风格的形成，非止一日，要即改变，也非一日，所以解释： “不易改弦，非不为也，不能也”。所谓“闭门思过，革面洗心，再一尝试”，指的是对过去战术的反思，当此之时，原来 “放言”的方式，已难以发表，必须采取新的战术，即是“韧”的壕堑战，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来坚守阵地，坚持战斗。这是信中最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