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书信虽不是创作，但欣赏者却可以通过作者的语气，揣摩出作者与收信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去把握作者的性情。尤其是写给相知较深的朋友的书信，更可以随意而谈，较少避讳，不讲客套，裸露出作者的心胸。这封致黎烈文的书信，即有这样的特点。

黎烈文是当时 《申报· 自由谈》的编辑。1932年底，他接编《自由谈》后，即通过郁达夫向鲁迅约稿，鲁迅遂成为《自由谈》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平均每月都有八九篇文章在《自由谈》上发表。当然，这事也很快为国民党检察官先生们所侦知。黎烈文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得不刊出启事说：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而最终也不得不辞职而去。鲁迅与黎烈文遂缘《自由谈》而结下深厚的友情。谈话通信自然可以自由地敞开思想，交流感想。甚至谈及个人私事，是不需避忌的。

回信一开头，即回答黎烈文来信中所谈的汤增、崔万秋、曾今可等人之间的一场“小风波”，这是民族主义运动中内部狗咬狗之争，虽颇滑稽，而终无聊，所以鲁迅说，那是他们自己的事，“非局外人所知耳”，值不得去关注，更值不得为他们的纠葛去浪费时间，鄙夷之情溢于言外!

黎烈文来信还谈到张资平对他的攻击。事情的起因是黎烈文接编《自由谈》后，曾停刊张资平作的三角恋爱的小说;又1933年7月5日，《自由谈》刊载谷春帆 《谈 “文人无行”》一文，其中揭露了当时一些所谓“文人”的 “种种卑劣行为如阴谋中伤，造谣污蔑，公开告密，卖友求荣，卖身投靠”的勾当，揭露出曾今可的种种丑行，同时也揭露“专写三角恋爱出名，并发了财的张××，彼固动辄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眩者，然而他最近也会在一些小报上泼辣叫嗥，完全是一副满怀毒恨的 ‘弃妇’ 的脸孔，他会阴谋中伤，造谣挑拨，他会硬派人象布哈林或列宁，简直想要置你于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恶辣，可谓空前绝后”。这种揭露，当然戳到了张资平的痛处，于是次日在《时事新报》上登出启事，自认《谈“文人无行”》“后段大概是指我而说的”。又说：“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更影射自由谈编辑黎烈文说： “我不单无资本家的出版者为我后援，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黎烈文正是在看到这一攻击影射的文字后，愤慨莫名，遂写信给鲁迅先生，一抒郁愤; 同时又在7日的《时事新报》上刊出启事，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启事从张资平攻击《自由谈》的远因说起，揭露其攻击乃为怀恨已久：“不料近两月来，有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因烈文停登其长篇小说，怀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谣污蔑，挑拨陷害，无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与目的过于卑劣，明眼人一见自知，不值一辩，故至今绝未置答，但张氏昨日又在《青光》栏上登一启事，含沙射影，故意污毁，……而烈文现为《自由谈》编辑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