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虚先生：

你给我的七月三日的信，我是八月一日收到的，我现在就是通信也不大便当。

你说我最近二三年来，沉静而且隐藏，这是不确的，事实也许正相反。不过环境和先前不同，我连改名发表文章，也还受吧儿的告密，倘不是“不痛不痒，痛煞痒煞”的文章，我恐怕你也看不见的。《三闲集》之后，还有一本《二心集》，不知道见过没有，这也许比较好一点。

《三闲集》里所说的骂，是事实，别处我不知道，上海确是的，这当然是一部分，然而连住在我寓里的学生，也因而憎恶我，说因为住在我寓里，他的朋友都看他不起了。我要回避，是决非太过的，我至今还相信并非太过。即使今年竟与曾今可同流，我也毫没有忏悔我的所说的意思。

好的青年，自然有的，我亲见他们遇害，亲见他们受苦，如果没有这些人，我真可以“息息肩”了。现在所做的虽只是些无聊事，但人也只有人的本领，一部分人以为非必要者，一部分人却以为必要的。而且两手也只能做这些事，学术文章要参考书，小说也须能往各处走动，考察，但现在我所处的境遇，都不能。

我很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只要能力所及，我自然想做的。不过处境不同，彼此不能知道底细，所以你信中所说，我也很有些地方不能承认。这须身临其境，才可明白，用笔是一时说不清楚的。但也没有说清的必要，就此收场罢。

此复，并颂

进步。

迅 上八月一夜

本文即是一例。据有关材料介绍，收信人胡今虚当时年仅19岁，刚离开中学，在温州和一些文学青年成立“动荡文艺社”，并自编刊物。他写信给鲁迅，是出于一位文学青年的直感，认为鲁迅的不少文章读后“痛煞痒煞”，感到痛快;但也有些文章如《三闲集》等，就给人“不痛不痒”的感觉，仿佛鲁迅近二三年来是“沉声而且隐藏”了，感到有些焦急，希望鲁迅能“重新振作”，多写小说，像“五四”时期一样，大声呐喊，带领青年冲锋陷阵③——胡今虚的这封信显然代表了当时一部分要求进步的青年对于鲁迅的一种期待，同时也不免有些隔膜。对这类“误解”，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是说不清的; 只有在私人通信中，才能“更其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这封信也就成为鲁迅对自己三十年代的处境、心情的一个“简洁的注释”。鲁迅在信中是如此诚挚、坦率地向这位阅世不深、不广而热情有余的青年解释自己的困难处境：如何“连改名发表文章，也还受吧儿的告密”，如何受到同一营垒战友的攻击 (即“《三闲集》里所说的骂”)，实际上是失去了自由，连“各处走动，考察”“都不能”;写些“不痛不痒，痛煞痒煞”的文章，对一些人采取“回避态度”，自有难言的苦衷，而又必须如此。同时表示自己战斗意志并未衰退，说“沉静而且隐藏”是不确的;又委婉地告戒这位年轻的朋友：“人也只有人的本领”，只能从自己的实际处境出发，作一些“能力所及”的事，不可超越客观条件，一味陷于主观的幻象之中。这字里行间表现了鲁迅于内外夹击中苦斗的艰难和他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同时也透露出内心的沉重、郁闷。对于收信人所代表的年轻人，他既寄以希望，又为“处境不同，彼此不能知道底细”、且“说不清楚”而感到悲哀。末了一句“但也没有说清的必要，就此收场罢”，于娓娓解说之后突然露出了鲁迅式的冷峻，使我们想起了殷夫在与鲁迅初次见面时所感到的“冷”和“威压”④。鲁迅早就说过，他时有“驱除旁人”之心，自己“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⑤，即使在私人通信里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前所说书信中的“真”是有限度的;不懂得这一点，也会产生鲁迅所说的“以假为真”的“幻灭的悲哀”⑥。——这样的补充说明，大概仍不会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