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姚克是鲁迅的友人。二人曾多次通信。这封信的内容，一是对于时政的愤慨。当时正是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高潮时期，书报检查机关于文章的审查十分苛严。鲁迅和进步作家的文章，常遭扣压删节。对此鲁迅十分愤慨，故在信中加以揭露。信中谈到姚克发表在《申报》1933年11月11日上的文章《美国人目中的中国》，说这篇文章“已见过，但也许经过删节的罢。”这是推测性的话，但也有些根据，是从刊出的文字的内容结构上看出来的。再辅以自身的经验：“近来报章文字，不宜切实，我的投稿，久不能登了”。次说及当局的流氓行径，“十二日艺华电影公司被捣毁，次日良友图书公司被毁一玻璃，各书局报馆皆得警告”。然后说：“记得抗日的时候，‘锄奸团’、‘灭奸团’ 之类甚多，近日此风又盛，似有以团治国之概”。此处所说“锄奸团”、“灭奸团”，指的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等地出现的“铁血锄奸团”一类组织。这些组织实际上多由流氓组成，由国民党当局所操纵。而艺华电影公司，良友图书公司及各报馆所遭受的骚扰破坏，实系一伙流氓受当局指使所为。搞文化围剿而假手流氓，亦可见出当局的低能与无赖。因而鲁迅嘲弄说：“近日此风又盛，似有以团治国之概”。

姚克来信中谈到他拟从事小说创作，鲁迅回信中极表赞成。他站得高，看得远，指出：“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他举布克夫人(即著名作家赛珍珠)为例来说明文化背景的不同，即作者不能真切了解认识与表现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尽管布克夫人“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的作品，毕究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鲁迅对于“留下一个真相”很重视。他自述并未读过《资本论》，但他的革命的思想，仍然是出于社会事实现象教育与推动。他明确地说：“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 ‘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这里说得明白，鲁迅正是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法西斯专制主义行径及其统治下的各种黑暗腐败的现实，才起而反抗、抗争和揭露反击的。因此，把这种事实真相以小说的形式保留下来，即能给读者以更多的“启示”，以促使更多人的觉醒和反抗。因而当姚克来信谈到自己欲写小说的打算后，即得到鲁迅热烈的支持和推动。

这种热烈的促成态度与第一部分的嘲弄愤慨，形成明显的对照。

信末报告自己的生活工作的情况，其中包含着对友人的关怀。“看报，知天津已下雪”，由天津下雪，联想到处在北平的姚克，“北平想必已很冷”，无一字问候之语，却深蕴关怀之心。然后笔锋转回，“上海还好，但夜间略冷而已。我们都好”，意在使远方友人释怀宽心。看似平静的文字中，流动着友谊的温情，使人心感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