懋庸先生：

十八日信收到。侍桁先生的最初的文章，我没有看他，待到留意时，这辩论快要完结了。据我看来，先生的主张是对的。

文章的弯弯曲曲，是韩先生的特长，用些 “机械的”之类的唯物论者似的话，也是他的本领。但 先生还没有看出他的本心，他是一面想动摇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一面在为自己辩护。他说，沙宁在实际上是没有的，其实俄国确曾有，即中国也何尝没有，不过他不叫沙宁。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倘如韩先生所说，则小说上的典型人物，本无其人，乃是作者案照他在社会上有存在之可能，凭空造出，于是而社会上就发生了这种人物。他之不以唯心论者自居，盖在“存在之可能(二字妙极)”句，以为这是他顾及社会条件之处。其实这正是呓语。莫非大作家动笔，一定故意只看社会不看人(不涉及人，社会上又看什么)，舍已有之典型而写可有的典型的么? 倘其如是，那真是上帝，上帝创造，即如宗教家说，亦有一定的范围，必以有存在之可能为限，故火中无鱼，泥里无鸟也。所以韩先生实是诡辩，我以为可以置之不理，不值得道歉的。

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这大约便是韩先生之所谓大作家所创作的有社会底存在的可能的人物事状罢。

我是不研究理论的，所以应看什么书，不能切要的说。据我的私见，首先是改看历史，日文的《世界史教程》(共六本，已出五本)，我看了一点，才知道所谓英国美国，犹如中国之王孝籁而带兵的国度，比年青时明白了。其次是看唯物论，日本最新的有永田广志的《唯物辩证法讲话》 (白扬社版，一元三角)，《史的唯物论》(ナラカ社版，三本，每本一元或八角)。文学史我说不出什么来，其实是G. Brandes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主要潮流》虽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却还很可看的，日本的 《春秋文库》 中有译本，已出六本 (每本八角)，(一)《移民文学》一本，(二)《独逸の浪漫派》一本，(四)《英国二於ケル自然主义》(六)《青春独逸派》各二本，第 (三) (五)部未出。至于理论，今年有一本《写实主义论》系由编译而成，是很好的，闻已排好，但恐此刻不敢出版了。所见的日文书，新近只有《社会主义的しアリリムの的问题》一本，而缺字太多，看起来很吃力。

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

此复，即颂

时绥。

迅上十二月二十夜。

书信的写作有随意而谈的方便，但也由于所谈问题的性质而各有不同，比如本篇所谈，一是严肃的理论是非问题，故显得严谨沉着，带有明显的理论色彩;回答读书问题，如果含含糊糊，一推了事;或者随随便便开个书目塞责，都是不负责任的，也与鲁迅历来对于青年的负责态度不合。鲁迅是以认真态度来慎重对待的，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徐懋庸参考，而且指出自己的读书态度和原则。所以也极慎重。因此不同于随意而谈的其他与老友的书信。只是也正由于此，徐懋庸才得到了切实的帮助，他三十余年后还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何等重要的指示啊!”可见这封信对于他的成长，产生过何等重大的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