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阴历，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 “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 “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析】 毛泽东说：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鲁迅，就是在这个 “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人物。他怀着寻求真理和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方面有力地宣传革命和战斗的主张，号召 “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涤荡” (《坟·文化偏至论》)，“不克厥敌，战则不止”，“更张破坏，无稍假借”(《坟·摩罗诗力说》)，告诫人们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另一方面，他痛感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紧紧箝制着人们的思想，使不少群众变得 “麻木”、“愚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他急切地要治疗封建统治阶级传染给人民群众的精神上的痼疾，改变落后保守的习惯。

可以说，面对群众陋习，怎样实施改革? ——这是鲁迅长期探索的问题。

所谓群众的陋习，也就是国民性的问题。本世纪初，无论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抑或革命派，都曾经大张旗鼓地接触和提倡过国民性的主张，诸如梁启超、邹容等人。鲁迅最早思考这问题是在日本留学时期，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重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弃医从文，也是因为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鲁迅正式提出国民性的问题，始于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而论述较为集中的则是“五四”前后，这条思想线索贯穿于他整个的前期思想之中，但呈现着缩小和削弱的趋势。

尽管国民性曾是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然而它毕竟同生物进化论一样，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传来的，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时具有很大的局限和消极作用：它强调了国民性与民族性的共同之处，却抹煞了国民之中还存在着不同阶级之间的区别，因此也就不可能对客观现象作出正确的结论。

鲁迅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掌握了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取得了思想飞跃的充分条件，终于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尽管谈的还是老问题，但是《习惯与改革》给予我们的却是全新的感觉。

文章从当局禁用阴历这样一件“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谈起，举例说明因袭的习惯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典型的是日历上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 《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的广告。”接着便运用正面的理论和反面的史实以证明改革习惯诚非易事。这种写法显然增加了文章的深广度，既雄辩有力，又具体生动。值得注意的是正面的理论直接引用了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的语意，而且以敬佩的心情赞扬道：“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这说明鲁迅不仅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并且已经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加以运用。

马列主义给了鲁迅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他深刻地指出了在改革旧习问题上的三个要点，至今对我们仍有巨大的启迪，那就是“改革一两，反动十斤”;要认识民众力量的伟大，要深知民心，正确引导，“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以及“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

《习惯与改革》 不仅是富有现实意义的社会短评，而且是我们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