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 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便是这意思。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来在《申报》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因为书中的主角的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 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快。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这种史例，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样“革命文学家”的。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一切，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总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烦难了，至于做革命家，那当然更不必说。

《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析】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鲁迅密切注视着文坛动态。有些似乎并不引人注目的小事，却会启发感觉敏锐的鲁迅的注意和深思，并因小见大，由此而发表出见识深刻的议论来，本文即为一例。

事情是由 “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鲁迅为之作序的小说《小小十年》引起的。批评文章表达了乌托邦的空想，对小说提出了 “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鲁迅深刻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洞察文艺战线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严重危害性，知道对那些唯心主义的呓语倘不及时予以揭露和批判，就组织不起新的队伍，教育不了广大群众，以致最终有碍于对敌人的斗争，于是写就了本文。他说：“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

在文章中，鲁迅指出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作者在这里告诉读者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来共同打击敌人的重要性。敌人是凶狠的，斗争是残酷的。革命需要组织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凡是愿意反抗现状的人都可以而且应该吸收进革命的队伍，“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一样地能够致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

鲁迅批评那些要求 “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的“左”倾言论“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鲁迅是清醒的革命现实主义者，他清楚地知道由于投身革命的人“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因此“在行进中，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这是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了的必然现象。然而这未必不是好事，他乐观地指出：“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诚然，鲁迅深知队伍当然是愈纯粹、精锐，愈好，但这不能一厢情愿，而是必须经过火与血的锤炼。就在这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发表的第二天，即1930年3月2日，他出席了 “左联”成立大会，发表了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在讲话结尾处他深刻指出：“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显而易见，参加 “左联”必须有 “共同条件，即“目的都在工农大众”，这比只要“反抗现状”，就欢迎加入革命军的条件要高得多。鲁迅善于区分敌、友、我，对他们有不同的态度、分寸和方法。鲁迅是正确的。

最后，文章批评了颓废者和“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颓废者“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他们把革命视为胡椒和辣椒之类的新刺激。而认为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则是毫无定见，又否定一切。鲁迅指出，按照他们的逻辑，“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这两种类型的人，表现不同，实质则一：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本文篇幅不长，但艺术上很有特色。

急进的革命论者形“左”实右，所以作者在文章标题上即一针见血地揭露其实质是 “非革命”。

从结构上看，文章从对假设言论的批驳入手，将对《申报》批评文章的剖析安排在后，高屋建瓴，深具匠心。

在表现手法上则是采用了批驳与立论相结合、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方法，观点鲜明，论说辩证，具有一泻千里、无可阻挡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