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司马迁写《史记》，在人物传记中设“世家”一体，主要记叙世袭封国的诸侯们的事迹。后来词义引申，泛指门第高、世代做官的人家。造谣、传谣、信谣，因讹传讹，以谣言害人又以谣言被害，成为旧中国司空见惯的现象，也是我们“祖传”的一种法宝。鲁迅深感于反动派、无聊文人、小市民等造谣、传谣，世代相袭，害人误国，所以写 《谣言世家》。

为了以事实来批驳谣言，文章开篇引出了“民族主义文学家“汤增 (“扬”的异体字) 在《时事新报》所造的谣言。谣言的特点是道听途说，夸大捏造事实，似真而假，耸人听闻。汤增所贩卖的谣言荒诞离奇，严重损害和挑拨了民族关系。鲁迅一针见血地评述说：“这固然是颇武勇，也颇有趣的。但是，可惜是谣言。”于是，夹叙夹议，用事实来驳倒谣言。然而，辟谣只是论证的第一步，揭露谣言的危害和造谣专家们的险恶用心，才是文章的根本目的。鲁迅的批驳论证波澜曲折，层峦叠涌，妙句连翩，于幽默风趣中显露出作者强烈的爱憎。

为了说明杭州人文弱善良，决不会以口音的不同而乱杀旗人，鲁迅根据郑文宝《江表志》的记载，生动地描写五代时吴越国的情况： “人民被刮得衣裤全无，只用一片瓦掩着下部，然而还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并无贰话。”这样秉性柔弱而缺乏反抗性的人民，怎么会凭白无故地乱杀无辜的旗人呢?为了使论据充足，论证严密，鲁迅从历史渊源上说明南宋和明末，末代皇帝带着“没落的阔人，和暮气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来苟延残喘，在这里酣歌醉舞，偏安一隅，哪里能培养出尚武的民风和刚决的气魄呢? 接着又从今日的民风人情上加以印证，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当时实在并无敢于杀人的风气，也没有乐于杀人的人们”的断语，文章如织锦添花，层层推进，既证实了《时事新报》所载确系谣言， 又揭穿了谣言世家子弟汤增的险恶卑劣的用心。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文势一转，鲁迅从亲历者的角度，说明辛亥革命爆发，战争并不激烈，驻防军终被击溃，但并无滥杀，结果是旗人自谋生路。谣言与事实，两相对照，泾渭分明，谣言不攻自破，真相大白。然而，谣言的危害和后果怎样?鲁迅的文笔又一逆转，用旗人自谋生计，因谣言而遭灾的事实，说明谣言怎样害人和杀人，推出了文章的第二层波澜。

说旗人“秀气所钟”，聪明可爱，对杭州的汉人并不歧视，和睦相处，足见当时虽然反满兴汉，而两族人民并无仇恨，也并未残杀或报复。但谣言一起，因讹传讹，懦弱而轻信的汉人怕旗人下毒，长期享受世禄，别无谋生本领的旗人做小生意无人问津，“途穷路绝，就一败涂地了”。谣言可以杀人，别有用心的造谣专家和轻信谣言、不加判断分析的市民群众无心地配合，就往往产生谣言害人和杀人的大小悲剧。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这是最深刻的总结，也是最精彩的警句。“笑里有刀”并非是“笑里藏刀”，酷爱和平的人民并非有心杀人，但谣言确实能成为杀人不见血的武器。有意的造谣者为了陷害别人而造谣，无心而愚昧的传谣者添枝加叶，给谣言安上翅膀，增添内容和感情色彩，就会激起民变，酿成祸乱，而受害者除无辜的人民外，往往也包括无意的传播者，甚至谣言世家的子弟。所以鲁迅指出 “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例证是甲午战争、庚子拳变和辛亥革命时的三个谣言，都产生了这样的结果。行文至此，文章的第三层波澜已达峰顶，推出了下文“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的精辟判断和明确结论。

“谣言世家的子弟”，包括了爱造谣和爱传谣的人们，“以谣言杀人”是运用祖传的造谣伎俩，以软刀子杀人，但结果适得其反，造谣者常常因为所造的谣言影响波及到自己，或被诬为下毒的奸细，或被视为汉奸而祸延自己。这倒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