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这篇杂文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代为掩盖其投降卖国的罪行所作的欺骗性宣传，号召人民不要受骗上当。

文章开门见山，一开头就点明题旨。《推背图》原是一种荒诞迷信的图册，鲁迅用它作为文题，不过是借用 “推背”这个词语。作者开宗明义写道：“我这里所用的‘推背’的意思，是说：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紧接着，作者联系当时《申报·自由谈》上陈子展的文章以及中药药物学史上认识砒霜毒性的史实，说明“从反面来推测未来” 作为一种观察现实、认识事物的方法，得来不易。当年，青年杂文作家陈子展在1933年3月13日《申报·自由谈》 上发表了杂文 《正面文章反看法》，文中说，当时国民党报纸喊 “航空救国”，“其实没有看见一只飞机敢还日本一个炸弹的”，而只是炸 “匪” (红军); “ ‘长期抵抗’ 等于长期 不抵抗，‘收回失地’ 等于 ‘不收回失地’”。因此，他提出了“正面文章反看法”。鲁迅指出：“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作者以人类认识砒霜有毒为例说明这一点。人类在认识砒霜有毒之前，一定有过不识砒霜有毒的阶段，因而曾经被它“毒死过若干生命”这一事例，有力地说明了“正面文章反看法”这一结论凝聚着血的教训，因而鲁迅说它令人“毛骨悚然”。

在论证了 “正面文章反看法” 的结论来之不易之后，鲁迅形象生动地叙写了 “此地无银三十两”“隔壁阿二勿曾偷”的民间笑话，以此作为论据，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后期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能熟练地运用辩证法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作者在第三层次开头明确指出：“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也就是说，对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在运用 “反看法”时，绝不能像上述民间笑话那样简单，而有种种复杂的情况。鲁迅用十分简洁的语言指出，国民党报纸上的文章，“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 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甚至“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这里所列举的国民党报纸的欺骗宣传与他们的实际行为之间互不一致的种种情形，既揭露了国民党报纸的各种骗人伎俩，也说明了“正面文章反看法”的种种复杂情形。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后期观察社会问题的深入细致和运用辩证法的熟练程度。

在此基础上，鲁迅摘引了当时报刊上的若干所谓政治“要闻”，引导读者运用各种不同的“反看法”作出正确的推测，以免上当受骗。读者对照作者提出的种种“反看法”，就会明白，第1条，属于“明说这样做，其实做那样的”，血战、杀敌是假，逃跑、投降是真; 第3条也属于这一种，对外宣传芳泽来华“系私人事件”正是为了掩饰其来华的险恶目的;第2条，属于“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明说“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实际上正在暗中投降日本;而第4条则无疑属于“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国民党当局自己要投降日本，反而诬蔑中国共产党投降日本。

上述鲁迅摘引的政治“要闻”，原都是可以当反面文章看的。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敌的罪行，国民党报纸的骗人伎俩，原本是骇人听闻的。然而鲁迅在摘引上述政治“要闻”之后，却说： “倘使都当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骇人了。”毫无疑问，这里运用的是反讽手法，对国民党及其舆论载体——报纸作了有力的嘲讽。作者的愤怒之情，跃然纸上。当然，国民党报纸对于一般的灾情以及商业行情，也有一些客观的报道。读这些文章，则“无须 ‘推背’”。因此，“我们就又胡涂起来”的话，显然是一种反语，它增加了文章的幽默感。

文章最后一层由《推背图》的被假造，“弄得不能预知”，“必待事实证明之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说明事实不久将揭穿国民党报纸政治“要闻”的欺骗性。

鲁迅晚年在谈到杂文的战斗性时曾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它“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推背图》也体现了这一特点。芳泽谦吉从日本到上海，是在1933年3月31日;国民党反动派编造的“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的谣言，见之于当年4月2日申报“国内电讯”。鲁迅在4月2日写下的《推背图》就摘引了这两条政治‘要闻”，可见它对国民党报纸骗人伎俩的抨击是多么及时，这就使本文成为感应时代的神经，政治斗争攻守的手足，从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