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杀错了人》，觉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觉得有些还不免是愤激之谈了，所以想提出几句异议——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

这事情，一转眼竟已经是二十年，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那时还在吸奶，时光是多么飞快呵。

但是，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 “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临末，对于“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我也有一点异议，但因为自己早在“中年以上”了，为避免嫌疑起见，只将眼睛看着地面罢。

四月十日。

〔备考〕

杀错了人

曹聚仁

前日某报载某君述长春归客的谈话，说： 日人在伪国已经完成“专卖鸦片”和“统一币制”的两大政策。这两件事，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大家认为无法整理，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办得有头有绪。所以某君叹息道： “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咸以积重难返，诿为难办;何以日人一刹那间，即毕乃事? ‘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为国人一大病根!”

岂独“病根”而已哉! 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痨病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 “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荡旧势力。

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诿为难办”。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

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 “杀错了人”。我常和朋友说：“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但 ‘流血’不可流错了人。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就可以得 ‘亡国灭种’ 的 ‘眼前报’。”

《自由谈》，四月十日。

严谨的逻辑分析与生动形象的描写相结合，是本文的又一特色。作为辩论性的政论，容易写得枯燥乏味，但本文由于作者运用了漫画化的勾勒、形象化的描写的手法，因而收到了议论生动、形象的效果。文章第二段用“真是一个筋斗”，“又是一个筋斗”等漫画化的语句，形象地勾勒了袁世凯的无耻嘴脸。第三段运用形象化的描写的手法，生动地揭露了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捕杀革命党人和分化革命力量的罪行。这些漫画化的勾勒和形象化的描写，使文章在由严谨的逻辑分析产生的巨大说服力之外，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