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30年代，在旧中国这块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地上，滋生着一批包括“高等华人”在内的奴才。他们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充当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鹰犬，唯主子之命是从;另一方面，他们有时候确也憎恶主子，那是因为主子不愿多分奴才一杯羹。他们经常为此愤愤然，并在有限的范围内弄些小花招去占主子的便宜，亦即上海人通常所说的 “揩油”。

鲁迅对甘为奴才而洋洋得意这种病态的社会现象，素来是嫌恶的。在这篇杂感中，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指出： “ ‘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接着，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把揩油与取回扣 (或取佣钱)、偷窃、分肥、舞弊相比较。

取回扣(或取佣钱)，就是商业上中间人向买方或卖方索取报酬。生意做成功，中间人从中斡旋出了力，应得一定的好处。这是公开的，甚至在商业合同上也写清楚了的。从身份上说，中间人与卖买双方是平等的。偷窃，那是一种犯罪行为，重大的偷窃会使受害者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受害者往往对窃贼恨之入骨，一旦发现，坚决要求绳之以法。分肥，是合伙人得利后，按照投资股数和出力大小，分享利益。舞弊，乃参与者隐蔽地搞小动作，欺瞒着其他合作者或上司私自得到好处。很显然，作为奴才惯常使用的谋利方法——揩油，与上述各项均不相同。奴才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与主子分肥，或取回扣、取佣钱，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舞弊乃至偷窃，于是便另找良法。

揩油，当然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无大损于被揩者”，所以被揩者往往不知觉，即使知觉了也并不认真计较和报复。于是，奴才们对揩油、尤其对揩洋人的油也就心安理得了。鲁迅不无幽默地讽刺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揩油“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然而，奴才的心态是难以描状的，他们为得以揩油而自喜，在同胞面前却俨然是主子的“忠仆”，“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这，不能不激起鲁迅的愤怒，他以尖锐、泼辣的文字写道：“ ‘揩油’ 的生活有福了。这手段将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于帝国主义的复仇。”

“揩油”，在旧中国尤其是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是司空见惯的，人们对此种情况接触既多，感觉和反应几乎已经麻木了。如今鲁迅却对它专门评说，可见其于细微处见深远的敏锐目光。他善于捕捉这类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形象，加以点染、联想、剖析，使之格外鲜明，引人注意。

这篇杂感，自始至终围绕着题旨“揩油”来写，技巧娴熟，笔法老辣。开篇即作断语，在嘲讽之中点明“揩油”的特点。接着便以电车卖票人为例揭示奴才的双重性格，并点及巡捕、门丁、西崽之类。然后又作评论，运用反语将讽刺、攻击推向极致，矛头扫向“高等华人”。最后笔锋一转，引导读者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