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这是一篇剥下帮闲文人画皮的战斗檄文。1932年9月，《论语》杂志创刊，无论创刊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适应了国民党反动派愚民政策的需要。该杂志公然提倡“闲适”、“幽默”，鼓吹 “无关社会学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大写特写风花雪月、鸟兽虫鱼一类的小品文，甚至别有用心地叫嚷一篇小品文胜过“一百本反日救国的宣言”和“一千张打倒倭奴的标语”，妄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法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以麻痹人民抗日反蒋的革命斗志。鲁迅曾在《“论语一年”》一文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企图就是替行凶作恶的主子开脱，“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

本文写作与《“论语一年”》同时，两文目标一致，侧重不同。

文章题名《帮闲法发隐》，饶有兴味。“帮闲”一词，古已有之，原指受官僚或富豪豢养，陪他们玩乐，为他们帮腔的门客一类的人发隐，即阐明隐秘之意。帮闲而有术，却未必为众人所知晓，故而有将之暴露于天日下的必要。

一开始，作者引了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作品中的丑角在戏台前把戏场失火的消息焦急而郑重地告诉看客，却被以为是节目表演，这真是不幸的误会。丑角是真诚的，但他的身份规定了他不讲严肃正经的话语，看客习惯了从逗笑的角度去理解他的语言。然后，鲁迅笔锋一转，说自己 “由此想到了帮闲们的伎俩”。何以从丑角联想到帮闲?看来，鲁迅是这样加以思考的： 丑角和帮闲都是某种角色，但丑角是舞台性的，帮闲却是社会性的。丑角和帮闲都是为人服务的，丑角是满足看客娱乐消遣的需要，帮闲却是专为其主子效忠的。丑角和帮闲运用的手法都是滑稽、打诨、逗笑，以给人轻松愉快，丑角是有益无害的，帮闲却有着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更重要的是： 丑角是受人欢迎的，因此帮闲就时常有意以丑角的身份亮相欺骗大众。所以，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

然而，假扮成丑角的帮闲实在既狡猾又凶恶，它对社会的危害绝对不能低估，鲁迅鞭辟入里地揭露道：“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

且看事实： 1933年3月日军入侵河北，国民群情激奋，蒋介石却下令 “侈言抗日者杀无赦”。而同年4月出版的《论语》则报道蒋介石待人接物的平易和善。华北一些国民党军阀密谋叛国，《论语》则赞扬他们言谈“幽默”、“有眼光”、“有骨气”。1933年大水灾遍及20省，灾民达1亿以上，而 “论语派”刊物却连续报道灾荒中的趣闻轶事。鲁迅依据种种情况，归纳了当出现事件时，帮闲们为行凶作恶的主子效命所惯用的伎俩，一是“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二是“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边都化为笑话”。

在没有事件时，帮闲们干的事情则是“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从而麻痹读者感觉，腐蚀读者心灵，自觉地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愚民政策服务。对此，鲁迅怒斥道：“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