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1933年6月至8月，鲁迅先后作杂文《推》、《“推”的余谈》、《踢》，同年10月又作《冲》。《冲》以“‘推’和‘踢’只能死伤一两个，倘要多，就非 ‘冲’ 不可”数语，点明它的意旨，是《推》等文的承续和延伸，指出在黑暗中国支撑者们那里，冲是比推、踢更为恶劣的行径。

鲁迅的议论，针对贵阳惨案。报道惨案的“贵阳通信”，对惨案的背景、制造者和受害者、原因等，有概略介绍，认为，惨案是当局者“临事张皇”所致。鲁迅则在纷繁的事象中，独拈出惨案成因——“冲”，认为如此肆无忌惮地用“冲”来解决纷争，是绝不能释之为举止“临事张皇”的，相反，它是“深谙韬略”的“善于克敌的豪杰”所为。

鲁迅指认“冲”并非“临事张皇”的表现，乃是一种韬略的运用，是以大量史实为根据的。战国时，齐人田单曾发明火牛冲锋的战术，出奇兵克敌制胜;沙皇为苟延残喘，也调动哥萨克马队冲击请愿群众;各国兵警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也常用水龙冲射来逞威。所不同者，中外古今用“冲”的韬略者，多为武将。现在，用“冲”制造贵阳惨案的，是为文官。文官袭用武将的韬略，就别有特点。他们面对弱小的学生，选用相应的克制器具： 20世纪 “并非冲锋的利器” 的汽车。而“冲”的结果，与水龙、马队乃至坦克的冲，是同样的有效。

但是，也因为是文官施展的韬略，与“冲”相伴而来的内具的滑稽，终难掩饰。这滑稽来源有二。一是惨案制造者行为的怪谬。他们身临民族危亡之际，不抵御外侮，却以纪念九一八的小学生为敌。二是惨案制造者心理的怪谬。他们先确认“十岁上下的孩子会造反”，丝毫不顾及自己心造的理论和社会常情常理是何等相悖。这样，鲁迅虽然没有直接剖析惨案制造者的行动目的和实质，但行为逻辑和心理逻辑的错乱，已使他们无可逃脱历史上的小丑和民族罪人的罪名。

能从一隅见全般，是《冲》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如题目所示，全文紧扣住“冲”运思着墨。然而，切入角度虽小，开掘却深。它在广阔的世界背景上作宏观考察，指出中外反动统治者的共性，是用“冲”的韬略对付“不恭顺”的人民。它又通过对贵阳惨案中“冲”的武器、对象、策划者的细致分析，展示出惨案制造者的特殊而复杂的个性： 他们集韬略与滑稽于一身，似乎聪明得计，实际愚顽不堪。文章因此具有涵概的广度，认识的深度，抨击的烈度。结构上，全文开端有冲和推、踢的明比，结尾有“流氓欺乡下老，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的应和，再顺此推测，杀戮婴孩既然不再是罪恶，恐怕将来有人会以此“玩把戏”，给人层层推进、浑然一体感。同时，也就有催人深思、警醒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