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外国也有》是篇机巧四布、睿智横溢的杂文。鲁迅在论战，但不直截了当陈述自己的对立观点; 鲁迅也批判，却不爽利明白的直刺论敌的症结所在。他是用了别一战法的。所谓别一战法，就是《儒林外史》式的讽刺手法：“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①鲁迅故意模拟论敌，模拟其满不在乎的口吻，混乱的逻辑思维，隐曲丑陋的心思。被模拟的一切，本身充满了荒谬可笑的内涵，因此，即使不加诸贬词，情伪也毕现无遗了。

为了不用贬词而奏“情伪毕露”之效，鲁迅机智地赋予论敌有滔滔雄辩的才能，让他们有条件充分地表现自己。这些雄辩者的特点，是擅长通过形式上的比较，为自我辩解。“外国人说中国……”，他们总能施以诡辩的一击：“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且能广征博引，言之凿凿，立于似乎无可辩诘之地。然而，因为这种比较只重形式，谬误终难遮掩。他们只比丑的事物有无，如臭虫，好弄文字，赌博，吸毒，绑匪，搜刮民膏、聚敛私财等;不比美的事物有无，只论现象的相似，如希特勒禁打外人，言下之意，国民政府不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亦属正常;不察现象后本质的迥异，只看事情绝对、孤立的同的一面，如“狄昆希吸鸦片;陀思妥夫斯基赌得发昏”，不看事情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只谈抽象的一致，如“发见，这是积极的事业”，不问发现什么，发现的价值何在。如此抽去阶级的民族的特性，无视事物的动态联系，抹煞对比对象普遍存在的深层次区别，强辞夺理、鹿马混淆式的比较，必然给人滑稽、荒唐感。

显然，论敌越出常规的演绎、推论，不是为了做形式游戏，而是为了使不合理的社会存在合理化。他们不仅是说，既然外国也有丑，则外国人就失却了批评中国丑的先决条件。也不仅是说，他们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法，为自我的丑“更加振振有词”的辩解，无可非议。更是为了证明，丑在中外皆有份，本不足为怪，何必还要扪心自问，反省自新，另谋积极的追求、建设之道?由此可知，论敌的诡辩，对人民大众有消蚀斗志、麻醉灵魂的作用，对反动统治者有积极帮闲的效用。

为了揭示问题的严重性，鲁迅一方面模拟着论敌越出常规的演绎、推论，一方面加以归谬。他先拈出论敌的中心论点：“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以一系列排比句，加以论证。继而着重为以往“没法辩解”的“只知自利，爱金钱” 自辩，说明 “发见“丑的积极价值，简直可以和哥仑布、爱迪生的发见媲美。而捉臭虫不舒服、真费事，也未必有效。再以外国也有舒服痛快的“玩跳舞，喝咖啡”，既否定了捉臭虫式的不舒服的“劳力”，也否定了真费事的孜孜于发现的“劳心”。最后，得出长此以往，即便“连中国都不见了”，也不应“大惊小怪”的结论。因为，失去球籍，外国古已有之。从而，论敌是民族��虫的本相，已洞若观火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在归谬的相反方式下，被触目惊心地提了出来。

对此类论敌作尖刻讽刺，鲁迅是一以贯之的。早在五四之际，鲁迅就揭露他们常以“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盲目乐观自傲，又以“外国也有叫化子，……臭虫”，掩饰自己的丑。认为这是论敌“竞争失败后，不能再见振拔攻进”②的心态反映。如果说五四时鲁迅侧重的还是思想文化批判，那么，在阶级、民族矛盾激烈时，《外国也有》的批判，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外，已更深刻触及了政治、经济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