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还有极有益的讲演，是海京伯马戏团的经理施威德在中华学艺社的三楼上给我们讲“如何训练动物?”可惜我没福参加旁听，只在报上看见一点笔记。但在那里面，就已经够多着警辟的话了——

“有人以为野兽可以用武力拳头去对付它，压迫它，那便错了，因为这是从前野蛮人对付野兽的办法，现在训练的方法，便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所用的方法，是用爱的力量，获取它们对于人的信任，用爱的力量，温和的心情去感动它们。……”

这一些话，虽然出自日耳曼人之口，但和我们圣贤的古训，也是十分相合的。用武力拳头去对付，就是所谓“霸道”。然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所以文明人就得用 “王道”，以取得 “信任”： “民无信不立”。

但是，有了“信任”以后，野兽可要变把戏了——

“教练者在取得它们的信任以后，然后可以从事教练它们了：第一步，可以使它们认清坐的，站的位置; 再可以使它们跳浜，站起来……”

训兽之法，通于牧民，所以我们的古之人，也称治民的大人物曰“牧”。然而所“牧”者，牛羊也，比野兽怯弱，因此也就无须乎专靠“信任”，不妨兼用着拳头，这就是冠冕堂皇的 “威信”。

由 “威信”治成的动物，“跳浜，站起来”是不够的，结果非贡献毛角血肉不可，至少是天天挤出奶汁来，——如牛奶，羊奶之流。

然而这是古法，我不觉得也可以包括现代。

施威德讲演之后，听说还有余兴，如“东方大乐”及“踢毽子”等，报上语焉不详，无从知道底细了，否则，我想，恐怕也很有意义。

十月二十七日。

倚重霸道的“古法”，是否“也可以包括现代”?鲁迅以反语回答：“不觉得。”一语既出，《野兽训练法》的现实针砭性遂豁然分明起来。1933年初，胡适曾发表谈话，认为“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联系上文孔子的“心服”论，孟子取信于民论，可知，胡适不过是重温了儒士的王道理想，重弹了孔孟的老调。但孔孟张扬的王道，生前未被人采纳。历史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古法还有没有历史性的效用?抑或与孔、孟的王道理想相承的胡适说，竟能取而代之?毋用说，鲁迅对王道、霸道关系的论述，鲁迅身处时代的社会矛盾不可调和性，鲁迅的全部战斗历史，都说明，结论只能是相反。胡适出卖灵魂的秘诀既无历史依据，亦无现实的可能性。唯此，《野兽训练法》对于嘲讽抨击胡适的新药，对于戳穿治民者必行霸道的真面目，对于教育人民树立起抗争的决心，才是深刻而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