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这篇文章中说：“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这里涉及当时发生的两个事件。所谓“进关内来祭祖”，指的是伪满洲国当时曾派人到关内来祭扫清室的陵墓。1934年4月4日，《大晚报》曾经刊载过伪满洲国皇帝要求扫墓的消息，引起人们的愤慨。“到陕西去上坟”，则指当时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等同西安军政要员及各界代表前往陕西咸阳、兴平祭扫周文王、武王、周公、汉武帝、霍去病、卫青的坟墓一事，据4月7日《申报》记载，当时“民众参观者人山人海，道为之塞，……诚可说是民族扫墓也”。又，同月11日，戴季陶在西安致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反对“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要求政府“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对。

无论是“祭祖”、“上坟”的行为，还是当是“激论沸天”，“欢声动地”的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这种行为，表面含有激励民族大义的作用，但实际上，“救国”最有效的却是行动，把人们的 “救国” 的热情引导到“上坟”上去，其实并无助于真正的救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鲁迅针对“上坟”救国论，以确切的事实，进行了批评。鲁迅列举历史事实，证明“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然后又以中国古代冢墓主名与实际的不相符合的事实，指出“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引伸出传说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的陵墓的可疑。并以嘲讽的语气说：“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要确实，自然要历史学者作出考证，自然免不了要掘坟了，但又和戴季陶反对的 “掘坟”的主张相对立，鲁迅嘲讽说： “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怎么办呢?“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但这不行，乱拜了坟而致“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尚为“一个小笑话而已”，更重要的，还违反了戴季陶这位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孔孟之道的孝子贤孙的老祖宗的遗教：“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这就把国民政府的这位“扫墓”大员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其“扫墓”救国之行的虚妄，即全部暴露无遗。

这里应顺便指明，说元代的国师八合思巴“深相信掘坟的利害”，是鲁迅的笔误。“深相信掘坟的利害”并发掘宋陵的是元代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迦。鲁迅此处的笔误，无碍于文章主要思想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