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鲁迅杂文的战法，常常一针见血，出奇制胜。《此生或彼生》虽然很短，但它却尤如一柄锋利的尖刀，刺中了复古派的要害。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言与白话(实质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林纾的“国粹派”失败以后，先后就有胡先骕、梅光迪等人的 “学衡派”、章士钊的“甲寅派”等企图复辟文言。“左联”成立后，趁着文艺大众化讨论之际，复古派又梦想卷土重来。1934年5月，汪懋祖发表了 《学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妄图掀起所谓“文言复兴运动”。汪的主张，立即受到了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猛烈抨击，因而使这股泛起的沉滓很快就沉了下去。作为这次斗争的成果，鲁迅的杂文主要收在 《且介亭杂文》 集中; 在《花边文学》集中的某些篇目，如《此生或彼生》、《正是时候》《算账》等也是这次斗争的收获。

《此生或彼生》最早见于1934年6月30日的《中华日报·动向》，是直接针对6月21日汪懋祖发表在《申报》上的《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而写的。鲁迅没有对文言的弊端作长篇剖析，仅以289字的精炼文字，敏锐而准确地抓住对方论据中文言的歧义问题 “反戈一击，制强敌于死命”。①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首先引用汪的原文： “例如说 ‘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 ‘此生或彼生’ 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接着鲁迅指出，这话“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那一个秀才 (生员); 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鲁迅几乎毫不费力地揭示了这句话由歧义所造成的语义混乱，“省力”恰恰是费力。这样的文言究竟是优是劣呢?自然不言而喻。因此鲁迅便得出了以下结论，文言字数虽少，但意义“含糊”，白话多几个字，却是真正 “其省力为何如?”

鲁迅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阐述得如此充分、深刻、有力，这体现了他杂文简洁精炼的语言特色。而这一特色的形成又来自于他对问题本质的洞察。鲁迅在论辩过程中，常常集中力量抓论敌的逻辑漏洞，使强敌在自相矛盾的窘态中陷入不攻自破的境地。这类作品还有《死所》等。毛泽东同志曾说： “鲁迅后期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②《此生或彼生》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正是因为辩证法的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