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正是时候，正是什么时候呢?

翻开作品的年代，读者就会明白这正是国家充满内忧外患的时候。日寇继侵占东三省后，又虎视耽耽于东北;国民党当局则“攘外必先安内”，除加紧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外，还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复古逆流。一时间尊孔祭孔，复兴文言甚嚣尘上，“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①面对这沉滓的泛起，鲁迅给予了坚决反击，相继写下了一系列光辉的杂文，《正是时候》即是其一，它和《此生或彼生》同时作于1934年6月23日。如果说后者直接针对的是汪懋祖，那前者便是将矛头对准整个复古派，因而其思想更深刻，令人回味的也更多。

杂文是要论理的。但鲁迅杂文从不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形象——一种非一般文学形象的特殊的 “杂文形象”来阐述深刻的哲理。《正是时候》就是通过这一杂文形象来批判复古派的。首先，鲁迅以事实形象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孔子讲，山梁上的雌雉很识时务，地上没有危险，才飞下来觅食。泛起的沉滓不就和野鸡一样吗?革命来了它便“盘起辫子”，而气候稍对它有利便立即蠢蠢欲动。本来经过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冲击后，“圣经”“佛典”已受人奚落，关岳也被闲却，而今却“重新记得”。“觉今是而昨非”，鲁迅将陶潜先生的话反其意而用之，摸拟复古派的语气，不仅反映出了中国现代发展的曲折性，而且从侧面暴露了复古派 “别样的目的”。②

这篇作品杂文形象的另一个特征，是以生动新颖、内涵丰富的物质形象寄寓某种思想，把抽象具象化。旧文化就象“一所古老破旧的大宅子”，这形象是新颖生动又富于内涵的。因为它“古老破旧”，必定墙根肮脏、堆满灰尘; 又由于是“大宅子”，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旧货，破书、古瓶、家谱、祖德，“宝贝”应有尽有。然而读者却从这无所不有的大宅子中嗅出了各种霉烂发臭的气味，因而只能加深人们对这所大宅子的极端厌恶和反感。

鲁迅的杂文形象还善镂刻出各类复古者空虚的灵魂。小康者有坐食余闲，当然要修破书、擦古瓶;穷极无聊者，就更要读家谱、怀祖德。寥寥数语，神情毕肖地活画了没落子弟百无聊赖的心态。对于青年，鲁迅则寄予着热情，因为他们不谙世事，看小康者和急迫者都在弄古董，便以为“有些道理”，也就跟着仿效起来，然而事实只会使他们陷入空虚。通过对这几种人的心态描述，解剖了一些人精神的卑下，既鞭鞑了复古派的丑恶，也指出了严重的社会病态，同时更给年轻一代敲响了不要盲从的警钟，是以特殊方式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