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1934年前后，在国民党当局推动下，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复古主义思潮。汪懋祖就是这潮流中的一个重要的吹鼓手。他在这年6月21日《申报》上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鼓吹中小学生尊孔读经和课文改用文言，极尽复古宣传之能事。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国语新读本》中选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的《三只小松鼠》加以嘲弄讽刺，他说： “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借小动物之口传播各识哲理，是寓言中一种常用的手法，而汪懋祖的攻击嘲弄，不仅仅是暴露了他的无知，而更重要的则显示了他的坚持复古主义立场的顽固态度。

文章一开始，即指出：“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知识出于下等人之口尚不承认，无怪“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感到“斯亦奇矣”，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汪懋祖正是“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 的学者中的一个。这就指出他是站在正统的、唯心主义的知识观立场上来说话的。然后退一步说，“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外国寓言作家寓言中所传播的那种平等自由的知识，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是不相符合的。鲁迅举出数例证明了自己的观点的可靠。“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的人，和现实社会中的天灾人患“毫不相干”，“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这是对中国社会贫富对立现象的写实，然后由此引发作者的感慨与议论。鲁迅从拉·封丹(拉芳丁)的另一著名寓言《知了和蚂蚁》入手。这篇寓言说的是夏天，“在枝头高吟”的知了，嘲笑“辛辛苦苦地作工”的蚂蚁;而到了秋天，懒惰的“知了无衣无食”，被勤劳的“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个寓言故事告诉读者的知识是只有辛勤的劳动，才丰衣足食。但是，鲁迅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指出这种知识，不合于中国的社会，因而“不是真智识”。因此，鲁迅说 “因了 ‘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而有钱人，都恐怕正守着暖气，听着《谢谢毛毛雨》之类的靡靡之音!然后归结一句，“‘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结尾一段，回归本题，深入一层地讲，既然这种知识不合于中国的实际，那么什么知识才适于中国的状况呢?“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就是中国圣贤和学者所传播和宣扬的知识，也就是适于统治阶级的需要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鲁迅感叹一句，“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这就针对汪懋祖提倡的《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揭出了30年代国民党政府提倡推行的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运动的实质： 是在向广大青少年学生实施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其目的，正在于维护其“治人”“食于人”的统治地位。

文章批判复古主义思潮，但文中着墨却不多。开头点出汪懋祖的言论，却不作正面驳斥，而采用退一步而击之的杂文手法。先承认“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常常不是真智识”，再引寓言《知了和蚂蚁》和现实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作对比，益发证明“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不合于中国国情。然后一个突转，由此结论反向引申，说“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他们的智识才合于中国的国情，那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由此，把锋芒指向了复古主义运动，可谓旁敲侧击，偏锋突出给论敌一个骤不及防的打击。

反语运用，是《知了世界》的明显特点。如以赞赏的口吻，说中国的圣贤和学者们的智识，“说得多么简截明白……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正话反说，嘲讽寓于其中，在嘲讽中揭露其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