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九·一八”事变后，短短几个月内，日军占领了东三省。1933年日军进入山海关，占领热河，攻击长城各口，把魔爪伸向整个华北大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变整个中国为它殖民地的严重局面，国民党当局奉行不抵抗主义政策，对内反共反人民。他们一方面调集重兵，再次对根据地实行“围剿”，另一方面在国统区强化独裁统治，镇压抗日民主运动，逮捕，监禁、杀害革命人民。随着他们反革命暴力行动的升级而来的是他们反革命舆论的阵阵喧嚣。蒋介石于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讲 《新生活运动要义》，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提倡尊孔崇儒，企图以“礼义廉耻”和封建道德掩盖他们妥协投降和剿杀人民革命的行为。同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尊孔，规定8月27日为国定孔诞纪念日，并拨款先后在曲阜修复孔庙，在吴兴兴建孔庙。帮闲文人也配合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需要，著书写文，为其提供理论根据。胡适于1933年3月18日在北平对新闻记者谈话，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针对这种情况，鲁迅于1934年7月17日写下了这篇杂文，对蒋介石集团及其帮闲文人，宣扬复古主义，大搞尊孔读经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文章首先对几位学者著书撰文不断渲染清代考据学成就，大摆清代学术成绩的事发表自己的意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文章中所说的“几位学者”，是指梁启超、胡适等人。梁启超曾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对清代的学术成就，从解经，小学、考史、考据诸方面作了充分肯定;胡适也十分推崇清代学术成绩，他先后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等文章中说清代“古学昌明”;“考订一切古文化”，“可算是中国的 ‘文艺复兴’ 时代”。对此，鲁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满清征服汉族建立清王朝，就其利弊相比，弊大于利，它给汉族人民造成了巨大危害。且不说清军为征服汉族在扬州、嘉定进行大屠杀的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凭直觉，鲁迅感到“这买卖”“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文章用辛辣的笔调揭示出了事情的本质。

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及其帮闲文人提倡所谓“新生活运动”，大搞“尊孔崇儒”。在他们看来，“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只要尊孔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甚至对新朝献策，“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鲁迅充分地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及其帮闲文人卖国投降的真面目。他们正是在这种尊孔崇儒卖国投降思想的指导下，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拨款重修孔庙，再建杭州雷峰塔，请求发布命令禁止男女同行，影印珍本《四库全书》以装簧门面的，所以鲁迅说，“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对蒋介石集团的卖国行径进行了有力的讽刺。

最后，文章就蒋介石集团尊孔崇儒的这“永久的”、“光荣事业”与目前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进行比较，提出究竟谁损谁益，要“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账”，使人民警醒，起来反对蒋介石集团尊孔崇儒和卖国投降的行为。

这是一篇短小精悍，战斗性极强的文章。全文不过六、七百字，但作者摆出事实，经过透避的分析，把蒋介石集团及其帮闲文人卖国投敌的面目暴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起到了匕首、投枪的作用。